刘先1943年摄于敦煌莫高窟

罗寄梅摄甘肃榆林窟外景(1943年)。图中左侧桥上站立者为张大千

情意绵绵

敦煌之行的拍摄工作虽然艰辛，却不乏甜蜜的时光。忙碌之余罗寄梅总不忘给刘先拍照以作留念。有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大漠之中，刘先包裹着头巾，身着大衣，立于一棵斜身枯树旁边，身后站着一只高大的骆驼。眺望远方，眼神中充满着希望。罗寄梅为刘先拍摄照片，选取的是他眼中最美的角度，浓情爱意，尽在这些影像之中。

说起罗寄梅与刘先的姻缘，不得不提黄苗子，他可是在无意之中做了媒人。1940年底，黄苗子从香港来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任干事。初到重庆的第一年，黄苗子一直借住在重庆中二路罗寄梅的家里。在黄苗子的自传中，重庆借宿罗宅的一年是可堪回味的美好时光。晚上一杯清茶从屈原、杜甫谈到但丁、托尔斯泰，艰苦的抗战山城得遇知音令两人都终身难忘。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黄苗子的缘故，罗寄梅得以认识了日后的罗夫人——刘先。罗夫人为安徽贵池刘氏后人。其先祖刘瑞芬追随李鸿章，总理淮军的水陆军械制造，并由此起家，累官至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过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员。刘氏一族庋藏甚富，家有“玉海堂”藏书刻书，声名在外。刘瑞芬的五子，刘先的五叔祖刘世珩，是清末民国著名的文学家、大收藏家，因收藏两部宋刊《玉海》和南唐乐器大、小忽雷而被时人称颂为“前后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罗夫人母系为嘉兴沈氏，其母为沈曾植的弟弟沈曾樾之女，长期寄养在沈曾植家中。沈曾植为清末大儒，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是“学术所寄”、“邦家之光”。

宋皓说：“罗太太回忆，她少年时期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五叔祖刘世珩家，就在上海的戈登路，她印象很清楚。有一次去看电影《蝴蝶梦》，演到女主人公吕蓓卡跟她先生一进到庄园大门往里走的时候，罗太太跟罗先生说：‘我们小的时候五爷爷家就是这个样子。’”可想其气派程度。拓晓堂与宋皓每次去到美国拜会罗太太时，92岁高龄的罗太太总会盛装出现，得体的长袍，描绘精细的妆容，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首饰佩戴齐全，完全保持着老派风范。

宋皓是女生，她的感受更为细致：“与罗太太相比，我们行动比她快，声音比她响，言语更为伶俐。我们常会不自觉地赞叹她说：‘罗太太您太厉害了。’她特别不能理解，‘厉害’不是说一个人很凶吗?怎么形容一个人好，也能用这个词。罗太太会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妙得很’。我们会用很夸张、很豪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可是罗太太一定是内敛、低调的。她的节奏、心态，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言谈举止都太粗糙了。她的优雅是已经融在骨子里，改不掉了。所以她常会提醒我：‘姑娘家，不可这么大声说话。’但时间长了，发现我们也改不掉，慢慢也就习惯了。”

黄苗子与罗太太的父亲相识，她的父亲曾是《申报》有名的记者。1940年的一日，罗太太去“中央社”找黄苗子，想了解一下父亲的事情，于是和罗寄梅碰了个正着。罗太太是否一眼相中罗寄梅不能确定，但罗寄梅肯定对罗太太是一见钟情。见第一面时，便提出给她拍照留念。没几日，罗寄梅借送照片之名，再次约刘先见面。深受家庭熏陶的刘先爱好艺术，和罗寄梅有着共同的情趣和爱好，于是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起。

罗寄梅夫妇到达莫高窟后就住在张大千先生和眷属、门生曾居住过的雷音寺里，旧称上寺。据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苏莹辉回忆，1943年的秋天，当他抵达莫高窟参观时，看到爰翁旧居的壁间戏墨犹存，曾向罗氏伉俪打趣说：“你们的眼福真不浅，面对莫高窟成千上万的壁画、彩塑之外，还能寝(卧原有的土坑)馈(用张府设计的厨房)于大风堂的壁画真迹之下，真所谓福人福地，三生幸事。”于是三人彼此相顾大笑。“雷音寺”也成为罗氏夫妇继“忆梅庵”之外的另一个堂号并沿用至今。

20世纪40年代的摄影器材，按现在的标准是比较落后的，在大漠中，既没有灯光照明设备，又无特殊的胶片。莫高窟和榆林窟的窟门都是朝东的，每天早晨，阳光照射到洞窟的正面，而洞窟的后壁终日见不到阳光，特别是有些洞窟的中央有塔柱，正好把阳光挡住，使周围的壁画很不容易看清。当时张大千和弟子如果要临摹洞窟内部或者后壁的壁画时，就只能点着蜡烛画画。

张大千的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在榆林窟内带着弟子临摹壁画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就是出自罗寄梅夫妇之手。这张照片从曝光的时间和亮度来说都掌握得很好。罗寄梅夫妇利用拍摄经常使用的反光板，将阳光折射到洞窟内，才拍摄到了这幅效果上佳的大千先生在洞窟内临摹壁画时的照片。张大千看到这个好办法时，不由得大叫起来：“世上还有这样的好办法，早知有此，也不至于将安西城内的蜡烛全都买光了。”此后，张大千和弟子也学用此方法，反光照明，解放了双手，临摹壁画不仅加快了速度，也提高了临摹的质量。

这段经历令大千先生和“忆梅庵”主人夫妇成为终生最密切的挚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大千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可以居”、“环碧庵”，罗寄梅夫妇多次赴加州探望，为这一时期大千先生的生活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摄影照片;而大千先生不仅将一些私密的事物交与罗寄梅夫妇办理，留下了许多往来信函，也将许多“可以居”、“环碧庵”案头文玩送给“忆梅庵”主人夫妇留作纪念。这是几十年的相知相交的积累，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情谊所在。

1945年张大千70大寿的时候，特在日本“高诚堂”和“玉川堂”定做了牛耳毫木制笔及牛耳毫竹制笔，木制笔管上书绿色字“艺坛主盟”，红色字“己酉四月高诚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大千居士七十大庆”;竹制笔管上书蓝色字“艺坛主盟”，红色字“大千居士七十大庆”，绿色字“己酉四月玉川堂特选牛耳毫特制恭介”。这是张大千旅居巴西期间，特地托了人情，重金收购了一磅牛耳朵里取出的绒毛，这一磅牛毛需从20万头牛耳中取得。张大千将牛耳绒毛带到日本的“玉川堂”和“高诚堂”两家笔庄，制成50支毛笔，加工费就花了700美元。

牛毫笔制成后吸水饱满而有筋骨，宜于写字，画则写意最佳。大千先生兴奋地将牛耳绒笔命名为“艺坛主盟”：“既然用的是牛耳毛，用此笔如同执牛耳。”他还专门赋诗一首：“雄狮百胜恣横行，执耳升坛众与盟，所向从来无劲敌，敢从纸上笑书生。”牛耳毫笔是张大千最为中意的毛笔，他曾将“艺坛主盟”牛毫笔赠送给毕加索、谢稚柳、“儒将”黄达云等人，这都是张大千所看重之人。大千先生去世之后，张氏后人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遗赠中，四支大风堂选毫中就有“艺坛主盟”牛耳毫笔。赠予罗寄梅夫妇的达四支之多，足见两家情意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