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寄梅夫妇主持临摹的敦煌莫高窟第85窟壁画菩萨像摹本

在敦煌的岁月，从拍摄到胶片的冲洗、照片的印制，都是罗寄梅夫妇亲手操作。白天在洞窟内拍摄，晚上就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冲洗底片。在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拍摄的范围涵盖了差不多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对于一些重要的洞窟，不仅拍摄了全窟壁画的主要内容，还拍摄了很多壁画局部照片，如单个的菩萨、天王及供养人像，以及飞天、金刚力士等。

1944年6月中旬，罗寄梅夫妇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石窟拍摄工作，离开敦煌返回重庆。(日本投降仪式报道)不久，由于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迁往南京，罗氏夫妇也迁到了南京。但时局并不稳定，没有多久，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就开始迁往台湾。罗氏夫妇也不得不离开南京，移居台湾。

1952年，罗寄梅夫妇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开办了一家外文书店，主要由罗太太打理，经营原版的艺术、文史类英文图书。因为敦煌那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他们将书店取名为“敦煌书局”，并以英文Caves为名。1953年罗寄梅离开“中央通讯社”，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所讲述的依然是敦煌壁画。在文化大学期间，罗寄梅夫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开始了敦煌壁画的复制工作。1956年4月，张大千在东京举办敦煌临摹作品展。为了此次画展，张大千特地给二弟张目寒写信，请目寒代向罗寄梅商借一批他拍摄的敦煌壁画照片，以作为现场展品的参考对照。

美国岁月

1964年美国纽约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从理解走向和平”。拓晓堂说：“叶公超知道罗寄梅夫妇在台北组织一帮朋友一直临摹敦煌壁画。他们把底片做成幻灯片打在墙上，然后完全按照原样临摹。他们自己也做，但主要还是请来的朋友绘画，因为这个风格调子要他们定，其他人没有去过敦煌。”宋皓补充道：你会看到张大千和他们所绘的同样一个场景，色彩完全不一样，张大千的颜色很艳，罗寄梅夫妇的是真实还原，甚至把残片、破损的部分完全按原样还原。这是他们的一个临摹的特点。”

这一年，罗寄梅参加纽约国际博览会，展出“忆梅庵”主持复制的80余幅敦煌壁画。这一批作品风格上自北魏、下至元代，包括了经变、佛故事传、佛画背景山水人物、飞天、伎乐、供养人像以及天王像等多种绘画题材。敦煌壁画原有的尺幅都非常巨大，而“忆梅庵”的作品，多是聚焦于壁画的局部将之特写出来，遂成为最精彩的篇章。最难得的是每一张作品都能保留着原画的风化痕迹，这一点看起来不难，做起来要比自己的创作还要难上几倍。

参加纽约世博会之后，罗寄梅夫妇便移居美国。从重庆，辗转到南京，然后又到台北，最后到美国，其间不断地搬家，家中的收藏和物品大都已失去，而唯独两大包敦煌底片却始终伴随着他们不忍舍弃。甚至在台北家中失火时，罗夫人第一念头抢救出来的依然是敦煌底片。“忆梅庵”主人曾经想出版这批照片，但曲高和寡，不论是台湾地区还是美国，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敦煌，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现。

到美国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引荐，又得到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购得了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罗氏保留著作权)，这些照片就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里，作为师生们教学和研究的参考。普林斯顿大学还聘请罗夫人主持学校研究资料中心的工作。

在美国，艺术史专家方闻教授是较早认识到这批敦煌石窟照片的学术价值的学者。方闻提出中国艺术史上“汉唐奇迹”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敦煌艺术的考察。他在有关中国绘画史的论文中多次引用了“忆梅庵”拍摄的敦煌图片。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秋山光和曾在上世纪70年代发表文章，指出这批照片的学术价值。他认为罗氏照片的特色不仅对敦煌石窟拍摄得较全面，而且对窟内壁画的细部也进行了细致的拍摄，特别是对伯希和照片有很大的补充，对样式和技法的研究极有用。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外学者不能到敦煌实地考察的年代，这批照片起过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学者来说，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敦煌石窟研究，恐怕除了伯希和的图录外，罗氏照片就是最丰富的资料了。

中国嘉德在今年的秋拍中将推出“忆梅庵长物”专场，将首次展现“忆梅庵”主人近70年与张大千、傅抱石等人稽古敦煌、书画酬唱的珍藏。“这批东西总共81件，我们分了三个主题来展现。”宋皓说，“第一个版块叫‘稽古敦煌’，这个版块以朋友为他们践行为主，其中又以傅抱石为主，一个印章，一幅画;第二部分是‘名士文章’;第三部分是‘大风堂长物’，自然是与张大千有关的了。”

罗太太承家风，素有收藏熏染，且保留着一些沈氏遗墨。家传之外，在敦煌的几年里留下了许多零碎的遗物，收集这些遗物，或是只言片纸，或是残渣碎木，都成了“忆梅庵”夫妇在大漠中工作之余的生活情调和乐趣。这里可以看到的敦煌残经碎片，部分是罗寄梅夫妇在沙土里捡出来的，部分是大千先生在敦煌沙堆里捡出来的，后来大千先生将自己捡的这些佛经残片也都全部转赠给了罗寄梅夫妇。

拓晓堂解释说，现在大千先生赠送的和罗寄梅夫妇的敦煌残经碎片，已经完全混在了一起，不能再区分开来了。从这里世人也许可以知道，为何大千先生在敦煌工作如此长的时间，而手中竟没有敦煌残经的原因。这些残经碎片，虽非整卷，然而其重要性在于直出大漠，而非敦煌编号17号的藏经洞。它证实了在藏经洞之外的其他洞窟里，也有供养的经卷，故敦煌写经，并非藏经洞独有。只是由于没有封闭，而大漠风沙已经将这些经卷化作了这些碎片，可这些碎片上的历史信息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这些残经，2004年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陈怀宇先生整理，发表在敦煌学会编辑出版的《敦煌学》第25集。

将敦煌照片结集成册的愿望，在罗寄梅先生生前未能达成。近年，普林斯顿大学计划将这批照片正式出版，担任校订工作的是年逾九十的罗夫人。在她距离敦煌千山万水之外的普林斯顿的家中，墙上悬挂着黄苗子书写的对联：“菩萨心肠英雄岁月，神仙眷属名士文章。”

罗寄梅夫妇的这些收藏或许不能叫收藏，这是伴随他们一生共同生活的点滴，爱情、亲情、友情，已超乎收藏之意。物不在大，而在于有意;品不在价，而在于有趣。物品的或大或小，或重或轻，全在会心者，乃可得其意也。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