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老师或家长从小就会带我们去参观各式博物馆。但作为参观者，我们对博物馆本身的兴趣到底有多大？那些被厚厚玻璃罩住的珍贵展品、那些挡在面前的栏杆，是否让人有被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近日，著名策展人卡洛琳、艺术史学者克里斯、博物馆馆长李立伟和收藏家希客做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就博物馆与公共关系这一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展览 被称为“百天博物馆”？
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作家兼策展人。曾分别担任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第十六届悉尼双年展艺术总监以及第一届都灵三年展联合策展人。
卡洛琳的双年展其实并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个临时性展览，每五年举办一次，通常持续100天，因此卡洛琳也叫它为“百天博物馆”，它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资助、一部分来自公众门票，还有一部分则是资助商的帮助。
今年9月16日，卡洛琳的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结束了。这个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的双年展如今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双年展在二战刚刚结束后才开始，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大家觉得艺术非常重要，于是全世界开始分享艺术的信息。可以看到艺术对于世界冷战后的恢复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意义。所以艺术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是大家迫切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无用的。”
文献展一词反映了当时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文献展的概念得以延伸，但当时的展览只有几个二战后的艺术家参与。他们展出了战争期间的照片，反映了人类不依赖于命运和外部力量进行抗争的意志。艺术馆的走廊由亚历山大立柱组成，跟自由有密切关系，这便是双年展的前身。
卡洛琳认为这样的历史对于现今的双年展具有“退回”作用，“实际上我们的双年展在利用想象促进对于事物的承诺，了解它的体现。另外它不仅仅限于理论，是我们在进行理论与艺术探讨的时候需要关注的问题。艺术领域中，艺术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科技与艺术、现代和古代的知识都是密不可分的。”
公众 是参观者还是创作者？
到上世纪60年代博物馆爆发式发展以后，大家才开始慢慢关注当代艺术。上世纪70、80年代的巴黎沙龙里，大家都在对当代艺术进行热烈争论，而沙龙之后双年展便出现了。
克里斯·德尔康，艺术史学者，纪录片制作人，文化创意人，2011年4月出任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克里斯认为，艺术关注是让公众参与一些话题讨论，他们可以通过艺术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一种艺术都希望与众不同，引起大家的注意，引发大家的思考，博物馆同样也参与到这样的艺术运动当中。博物馆里不仅会有一些艺术，也可能有一些艺术想法，可能有各种思想碰撞。在博物馆里，公众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博物馆里进行讨论，讨论自己的看法，也会讨论对方的想法。同样，每个来到博物馆的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期待，因此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不仅是从参观人数上体现出来的，也不仅是展览所涉及的主题，公众要求的是他们能够和博物馆直接对话。
现代技术让我们拥有了一些数字博物馆，数字博物馆涉及范围和人群更加广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参观人数多了，对数字博物馆本身也会产生不同启发。数字媒体方式下，公众通过自己的参与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过程，这样让参观者感觉到自己拥有了艺术作品的所有权。
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把他们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大，实际上作品看上去很大，想法却很简单，这样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利用博物馆内部的空间，公众参观的同时也成为参与者，与展览进行着互动。克里斯介绍了自己曾做过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名叫“博物馆之夜”，其实本身很简单，就是请公众来博物馆搭帐篷、过夜，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活动，让公众很难分清这究竟是一个活动，还是一个艺术作品。克里斯的另外一些展览同样打破了人们对博物馆固有的概念。比如他打造了舞蹈作品的展览，舞蹈家进行彩排，这时舞蹈被当作艺术品进行展示，观众在舞蹈演员当中走来走去，周围环境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互动。
艺术教育 谁该来真正负责？
美术馆公共艺术教育在我国刚刚兴起，对此克里斯也给予了一些建议。“美术馆的公共艺术教育面临很多挑战，这不仅是大学和博物馆的责任，也需要建立有效的教育体系，使我们真正负责任地展开一些艺术教育。另外，有的艺术家也会有进行教育的责任感，除了展览，艺术家更有兴趣办艺术方面的学校。比如，美国洛杉矶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在音乐、舞蹈、平面等不同艺术领域进行创造和教育，这样就出现了很多跨领域的艺术家。”
参观 是否能亲手展开画卷？
李立伟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求学，并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及于纽约大学深造。1986年在斯德哥尔摩当代美术馆担任首席策展人；2001年，出任斯德哥尔摩当代美术馆总监；2011年，出任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M+行政总监。M+是一所位于西九文化区内的视觉文化博物馆，将于2017年落成。
李立伟认为，观众和展品之间拥有一种对话，但这个过程是有一些具体的历史渊源的，比如香港，它是一个拥有电影历史的地区，于是在打造博物馆时就包含了香港电影的因素，同样中国的水墨画也拥有很大影响力，因此也被涉及其中，这些选择的根源就在于视觉艺术是被关注的核心。
李立伟称，博物馆需要一个全球化视野，“我们做的是和西方任何一个博物馆都相同的事情，但我们也需要本地化的视角。比如M+博物馆，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在香港的一所领先博物馆，它的艺术收藏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同样希望中国成为第二代艺术家展出他们作品的重要阵地。”
对于博物馆本身，李立伟认为它不仅是一个建筑，更重要的是展出的内容和观众之间的关系。“M+博物馆预计62000平方米，明年6月将选择它的设计师，内部展览空间也会被设计出不同风格。展览空间和公共空间不仅是一些大的场所，而是要看需要为公众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我们希望给公众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比如，传统的博物馆，我们看到画卷往往是挂在墙上或铺在桌子上的，上面都会被玻璃罩着。可通常我们看艺术家作品时，会把画卷拿在手里，然后慢慢展开它，看过再慢慢将它卷回去，交给画家。这个打开的过程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整个过程对于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之旅，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可行的方式，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让大家拥有亲手展开画卷的体验。”
此外，李立伟称，可以将视觉艺术展品和不同媒介结合，例如，视频、音频等，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放映室形式。
收藏家 能否共享知识和资源？
乌利·希客，收藏家，目前担任中国发展银行和多家中国公司顾问。希客自称是公共博物馆的粉丝，他认为，提到公共博物馆会勾起公众的公共记忆，“博物馆是时代的平台，我们需要公共记忆来解释过去和现在。”对于博物馆出现的资源缺乏问题，希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博物馆需要寻找一些收藏家，甚至可以建立一个收藏家委员会，由博物馆直接和收藏家交流。收藏家其实对收藏的物品非常有热情，他们同时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博物馆就可以利用收藏家的各种资源来寻找展品。”
同时，希客称收藏家们也可以经常和机构中的专业艺术家接触，对于收藏家本身而言，他们的艺术知识也会得到扩充，而收藏家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也能以此建立联系。如此一来，博物馆也可以去了解别国的收藏家和收藏艺术，这样可以帮助博物馆建立自己的馆藏。同理，对于中国的博物馆来说，这样的方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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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