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君

我觉得2000年到今年这十年间，中国当代艺术界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包括刚才杨卫和王志亮他们之间观点的不同。对于他们的分歧，我也稍微表一下态：我不能完全认同假想敌是一种假象的说法。虽然假想敌有一定假想的成份，但它目前确实仍然是一个障碍，它限制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包括刚才王志亮提到的所谓艺术区拆迁和房地产虚高的情况，我认为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它仍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今天还是要从《改造历史》的展览谈起，联系到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来进行讨论。2000年上海双年展有好几位批评家都认为它象征中国当代艺术取得了合法性，包括最近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我的基本立场一定是站在反对者的角度的，我反对所谓的官方合作或体系合作，当然体系的合作包括艺术体系的合作以及资本体系的合作等。历届的上海双年展，我认为可能只有2000年的这一届是力度最大的。原因并不在于双年展本身的质量，而在于当时的外围展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觉得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来基本的命题是由《不合作方式》的展览提出来的，当时提出的命题是“不合作”，不合作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官方的体系，另外一个是资本的体系。对官方体系的质疑，我个人认为是从2005年开始，由资本体系引发的——通过资本与官方合作。当时《不合作方式》提到了一点，就是展览所选择的参展作品不是被选择的、也不是用来被认同的、也不是用来被评判的对象。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它击中了中国当代艺术建立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在这十年来最重要的命题，中国当代艺术是怎样建立主体性的？

不是被评判的对象，实际上是反对体系。因为中国当代艺术为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或者是为了达到合法性，力图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在我看来，这个体系是有很大缺陷的，最大的缺陷是缺乏监管。比如说前几年策展人权力过度膨胀，造成了权力垄断，所以前几年也出现了反策展人制度的现象，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个人也非常关注这样一批展览，比如说2007年比利安娜在上海做的《被枪毙的方案》，为什么会被枪毙？这种展览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再回过头来看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因为前面何桂彦和卢迎华已经提到了国际艺术的话题，我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的：21世纪初的这十年当中，国际化的话题实际上已经被抛弃，或者说它已经不能再成为真正有价值的话题，所以高士明《向后殖民说再见》是合乎时宜的。何桂彦认为从1993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一个国际化的语境。但我觉得定这个时间点还稍微有点早，因为当时艺术家的国际生存或国际交流经验，实际上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从1993年到1999年，一直到2000年以后，国际生存和交流的经验开始在艺术家身上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而且进入到作品创作的思维，中西对立的思维被彻底放弃了，这是非常好的一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2000年还有栗宪庭策划的《对伤害的迷恋》，这时候包括创作的语言都开始进入了国际化。我觉得在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形成像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潮流趋势。但暴力语言作为潮流，可能是21世纪最初十年唯一值得讨论的话题，所谓70后艺术都不构成可以深入讨论的主题，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彭德、李小山做中国艺术三年展开始反对暴力，提倡另一种东西。今天我谈话的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所谓的新艺术史写作——尤其是这十年的写作，不能够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按照潮流的发展来写，比如说顽世、艳俗。当然朱朱刚才也向鲍栋发问，那你怎么写？这是批评者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老问题了，鲁迅当年已经解决了(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一文中，鲁迅说：现在还将厨子来比，则吃菜的只要说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缝或造房子，那是无论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说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艺术史写作是批评家的创作，不创作是不是就不能批评了呢？当然，的确有很多批评是死缠烂打型的。这关系到整个中国当代艺术体系的建构问题，批评家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检察院检察长。

当然了，艺术史写作肯定是要有具体的写法，我并不是反对方法，也不是反对你要求别人写出来看。我所主张的写法仍然是分话题的，比如说资本与学术，在这十年来是非常重大的话题。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2005年成都的第二届双年展，实际上已经引起了资本与学术的冲突，包括今天《改造历史》的展览，大家如果非常仔细看，就会看出其中如果说有一些对资本回报的要求，那么在作品的选择上肯定是出现了问题。2007年市场好起了以后，展览急剧增多，包括2008年一直到最近，我们可以看一下《东方视觉》网站的展览史栏目，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包括整个经济危机的过程，都可以看到展览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个展？并不是说艺术家的创作到达高峰，而是说他肯定有另外的目的，比如对金钱的追求。

还有一些可以成为话题的，如青年艺术，我旁边的卢迎华已经在向论坛提交的文章里讲到了，她现在要提倡回到一种私密性的谈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观点。卢迎华也批评了不应该以关注青年艺术家或者是以实验的名义来做一些过度保守的或者是没有创造性的事情。我觉得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为什么觉得私秘的谈话很重要呢？因为这是年轻一代的一种姿态，比如说青年一代使用的词汇，或者是谈论的话题，只有青年人之间互相才能明白，这是年轻人独创的秘密话语，是内部之间的对话，这很重要。为什么要提出青年艺术的话题呢？因为吕澎老师《改造历史》这个展览实际上是要结束关于合法性讨论的话题，吕老师希望从这个展览开始，关于合法性的话题就中断了，就可以结束了。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展览肯定还没有到达结束合法性话题的程度，所以我同意杨卫的意见：真正达到合法性的程度一定是官方认同了当代艺术所谓的独立、自由、自主性，或者是主体性的价值，官方不再成为一个障碍来限制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但更进一步也我也同意吕老师所说的，我记得他在讨论当代艺术院的时候也提到了，当代艺术利用策略打进国家意识形态，最后让腐朽的统治意识形态彻底推出历史舞台，这时候合法性就真正地达成了。但这个展览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呢？最大的问题在于青年艺术这一块太弱，无以承前启后。当然青年艺术这一块，青年艺术家自己也有问题，包括我自己都是要重新来检讨自己的。我不认同的是青年艺术展的选择机制。我最后要补充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利用资本和官方的时候，主体性千万不要失掉了。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