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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摄影师安海波的摄影展“南中国海的孩子”今年9月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大学展出。她是广东商学院艺术学院的老师，课堂外，她的另一个身份是自由摄影师。在这个展览里，安海波的60张作品，以各种生活在社会底层或不为人关注的孩子为主角，如犯罪的孩子，患癌儿童，特殊残障儿童，外出务工的孩子，参加艺考的农家子弟等。他们以各种方式进入了安海波的镜头并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些年，安海波和同样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的丈夫周鲒一起，把目光投注在少有人关注的儿童艺术领域。安海波更倾向于公益，关注社会底层或非主流的孩子。从2005年至今7年时间里，安海波拍了各种各样不为常人关注的儿童、少年的影像，为了这次展览整理时才发现，它们最北到广西北部，最南到湛江海边，几乎是沿着南中国海的海岸线，所以展览被命名为“南中国海的孩子”。因同样热心公益和儿童艺术而与周鲒、安海波夫妇结缘的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教授曾唯斌，被这些作品触动，大力推动促成了这次越洋展览。

周鲒说，安海波关注的孩子，都有悲伤的童年，在妻子这个展览的前言里他写道，”孩子们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生命的悲伤与困惑是这一组摄影的主线。摄影师安海波用镜头挑战了孩子最脆弱的面孔。无论是山村树林里身患癌症的麦蓉，还是在都市高楼中穿行的流浪恶童，亦或是那些在工厂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边缘孩子。我们从孩子那里看见了活着的力量。”

镜头内外的“恶童”

“他们都叫我安姐。有的不时会给我打电话，说老板又欠他们工钱了，问我有没有办法；有的会无故消失一两年后，又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安姐我回来了。关键是他们能想到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打打电话。”当安海波说起她镜头里那些来历不明、曾进进出出少管所的流浪少年，就像一个真正的姐姐，带着点亲昵又心疼的语气。“她跟那些影像中人都是熟的，关系好的，她可以随时翻出他们的电话来打，他们也可以半夜给她打电话。”一旁的周鲒补充道。

2005年，安海波初来广州，在报社实习，喜欢带着在旁人看来很大阵仗的大相机到处拍摄，并开始发表大量的摄影作品，展览中的很多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阿成是安海波认识得最早的一个流浪少年。当时，因周鲒在少管所从事一个艺术计划，安海波才发现还有这样一群“不同寻常”的孩子。起初，安海波以为那些偷抢作恶以致被关进少管所会是些什么样的“恶童”，结果发现，阿成只是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普通男孩，她至今记得对他的第一印象，“小小的，与想象中的落差特别大”。

在阿成解教出来后，安海波将他的生活纳入自己的镜头里。和很多同伴一样，阿成对自己的身世说得断断续续，真假莫辨，连自己的生日也是随意更改，只说自己小时候因家庭的关系离家出走，因曾经路过广州，看到火车站有很多人，便来到这里。从少管所出来后，阿成被一家茶餐厅雇佣，这家茶餐厅老板还收下不少和他有着相似经历的少年。安海波后来发现，“他们不怎么识字，也不会坐车，就走路，从火车站走到东站，还有的从花都走过来。”她拍下了不少他们在广州高楼街道间穿梭的照片，或在雨中送餐，或在夜色中走路。

高楼楼顶也是阿成和他的伙伴喜欢去的地方，他们爱站在那里张望，热烈讨论对面楼盘老板的财富故事，或者辨认着广州的街区，即使常常说错了，他们也乐此不疲。阿成曾经消失了一年多，当他再次回来时，安海波发现他“被晒得黑得要死”，才知道他去了黑工地，回来时身上只剩几块钱，他想找安海波，却把她的手机号码记错了一个数字，只好在她以前实习过的报社外面等她，结果又被送到了救助站，最后才重新联系上。

如果不说各人的背景，安海波镜头里的这些少年，和一般的青少年无异，他们会肆意打闹，欢笑，兴高采烈，也会怅然和闷闷不乐。很显然，这些瞬间，只有在他们信任的人面前才会被捕捉下来。安海波说，前两天才跟阿成见了面，一起去参加了他们这群人中的第一个婚礼。

把镜头放得低些，再低些

2010年，因广州亚残运会的契机，周鲒参与了中国特殊儿童艺术展演计划，并将它们主编成书，安海波也参与了其中的拍摄。“那几个月，每天都拍各种特殊儿童，如自闭症，唐宝宝(唐氏综合症)，脑瘫，聋哑，盲童，重症患儿……冲击特别大。以前看到这些，我的直觉都是避开不看，这次拍完觉得他们一直是被我们有意识地避开了。”拍摄的时候，安海波有意把镜头放低，当无法控制行为的孩子躺在地上，安海波便也躺下，镜头放得比他们更低。这组照片后来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引起不少唏嘘。

事实上，安海波的亲和让她很容易就和孩子打成一片，患癌的阳春女孩麦蓉就很听她的话。“我有时会故意摆起做老师的架子，布置题目，叫她写日记，画画。她现在画得挺好，写得也很生动。”安海波很为这个”学生“的悟性欣慰和骄傲。

去年，麦蓉的疗程结束后，安海波也跟着他们一家三口回家。山路迢迢，从广州下午三点出发，期间不断转换交通工具，歇脚，晚上11点多才到，三个小时的摩托车程让安海波的身子酸痛了两天。她发现，回到家里的麦蓉跟在医院里的麦蓉完全是两个人，她在医院里就像“冬眠了一样，不吃不喝不说话“，回到家里，她像重新活过来，精气神与山完全融为一体。于是，安海波拍下了她开怀大笑的样子，准备出门前精心梳理假发的瞬间，在山间穿行跳跃的活泼身影。

然而，病和贫终究是让人沉重的。每次来广州复查和等待住院的日子里，麦蓉一家都会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三人挤一张床；住院后，安海波为了让麦蓉开心，曾偷偷带她下楼去逛，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心，一进电梯看到一个挂着吊瓶的病人，气氛一下又凝重了。安海波用镜头用心记下了这些细碎的时刻，她说，只要真心待人，别人是能感受到的。在这一刻，她是摄影师，又不是摄影师，就像周鲒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她没有以摄影师的身份来拍，而是与人发生正常的关系”。

穷途不末路

近年艺考大热，在浩浩荡荡的艺考大军中，农家子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群人。安海波追踪了一群来自湛江海边的考生，他们在美院周边十来平米的出租屋里，十几个人共挤一室，大冬天，地上铺着凉席，墙上贴满素描画，这就是他们备考的真实状态。安海波发现，对他们来说，对艺术的追求也许还在其次，更重要的，这是一条有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道路，“不是握锄头就是握画笔，不是握画笔就是握锄头，这才是他们的真实心态”。所以，当考试失利时，考生一家都会陷入失望和沮丧的情绪中。安海波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还看到，这些农家90后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更有独立性，从乡村来到城市，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并没有父母跟随身边。

而对去年广西名噪一时的温江村的记录，则有些冒险的色彩。不少抢手机、砍人手、团伙作案，犯罪的孩子都来自温江村，这个村子由此也吸引了众多传媒的目光。安海波第一次到这里拍摄的时候，她的大相机曾经引起了村人的侧目和敌意，当同行的记者们散去，安海波便一人留宿在村里。安海波后来不仅拍了温江村，还一次次跟着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坐长途客车来到深圳、汕头。这些年轻人属于第二代，在深圳关外一个小镇聚居着，安海波看到并拍下了他们与城市之间疏离而微妙的关系，虽然住在这里，大多数人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深圳人。

在记录着人和事之外，安海波的镜头也是她的困惑和思考，接下来她将要与人合作出一本以这些年的拍摄为主题的书，虽准备命名“穷途”，却不是末路，正如她曾经拍过的一张特殊儿童的照片，孩子身后是黑色的布景，仍有一束微弱的光打下来。曾唯斌认为，安海波和她的伙伴不但用摄影艺术关注着被人忽视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