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国人都穿着看不见的中山装

1995年初，隋建国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他与同系另外两位青年教师展望、于凡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宗旨是“专门针对和自己有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产生作品”。

就在这一年夏天，中央美术学院搬离王府井，教师们认为这是商业对文化的驱逐。拆迁之际，隋建国的小组就地取材，把废弃的画稿、钢筋水泥、破桌烂椅等堆在一起，命名为《开发计划》。“算是教师对拆迁的表态，当时我们也没有其他平台。”隋建国告诉记者。

香港回归前后，关于中国百年近现代史的讨论相当活跃。隋建国刚好去广东参观了孙中山故居，“前边山墙是西式的，后边套院是中式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山装前面看是英国绅士，后面看是中国农民。”隋建国说。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访学期间，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问隋建国，“中国人拼命工作、赚钱、买房子，好像完全没有生活一样，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这个问题勾起了隋建国在孙中山故居前的感触，“这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人民不停地备战备荒，还得在运动里互相整。简单地说，在墨尔本马路上走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可能也说英语穿西装，但在我看来，每个中国人身上都穿着一件你看不见的中山装。”

澳大利亚人明白了，隋建国也开窍了。他马上动手，做了十件能摆在桌子上的“中山装”。展览现场的小中山装就是在澳大利亚做的，作品是写实手法，但中山装正面的残旧是作者主观意图的表达。

回国之后，隋建国找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穿着中山装在重庆的合影，参照毛泽东那件中山装继续创作，结果一件接着一件，体量越做越大。“我尽量机械地去做，冷冰冰地去做，艺术家的个性、手法都消失不论。”隋建国说，“直到140厘米稿方有起色，至240厘米稿时，人站在衣服造型面前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威慑力，它很丰满，它很沉重，此之谓‘衣钵’”。展览现场240厘米的巨大中山装，摆到成衣铺门口就是不折不扣的店招，人为的塑造、做旧等艺术手法全部不见踪影。

《衣钵》出笼，正赶上巴黎举办香榭丽舍世纪雕刻大展，隋建国海运三件巨型中山装参展，结果半路上轮船失火，作品全部烧毁。《衣钵》挣到的第一笔钱不是来自出售作品，而是作品烧毁的保险赔偿。此后他不断地、冷冰冰地制作中山装，基本上做一个卖一个。

“中山装”声名大振，成为隋建国最有代表性，也卖得最好的作品。有钱了，安逸了，隋建国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我搞艺术的初衷不是为了挣钱。”他花了一个夏天，把以前所有的作品、草图、照片看了一遍。“原先我的作品卖不了多少钱，但都做得很有力量。于是我再下决心，找回当初的力量。”隋建国说。

跟石头耗上了

1972年，16岁的隋建国接母亲的班，进入青岛国棉一厂，刚上班就因为打篮球受伤住进医院。治病期间看到一群老人每天百无聊赖，他开始焦虑——我的未来就是这样的吗?

焦虑之余痛下决心，隋建国18岁拜师学中国画，花几个月时间，完整临摹了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1980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接触到欧美现代艺术，隋建国想到的是庄子的“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毕业留校期间，他用陶瓷做成无实际用途的东西，体现老庄的“无我”思想。

1986年，隋建国考上了中央美院研究生，正值“85新潮”袭来，他发现在北京的艺术氛围中“无我”不行，“艺术家必须证明，一己的独特生存方式便是自己的艺术存在的根据。”

1989年秋，留校做辅导员的隋建国带领新进校的大学生参加军训。新生在大巴上兴高采烈地高唱当时风靡全国的广告歌曲——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