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俊:画照片与照片画 2012-11-30 17:24:23 来源:艺术国际博客 作者:范美俊
近年来,不少国画家用高档相机一阵狂拍代替以画具对景写生的采风方式,引起了业界的担忧。这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写生与绘画的关系,二是怎样写生。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

范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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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国画家用高档相机一阵狂拍代替以画具对景写生的采风方式,引起了业界的担忧。这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写生与绘画的关系,二是怎样写生。明代董其昌在《画旨》中说:“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他从理论上勾勒了两种不同世界的存在方式:一是变幻无穷的客观自然,另一是带有艺术家主观情绪和手迹的艺术世界。当法国风景画家达盖尔发明摄影术时,更是强化了这两种不同世界的存在方式。此前关于绘画绝大部分时期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都以追求物象的“原真再现”为最高标准,如古希腊的“模仿说”、达·芬奇的“镜子说”,西方“印象派”以前的绘画史基本循着这条道路发展。当摄影术出现后,绘画的写实功能逐渐被替代,现代绘画渐渐与摄影术分道扬镳。

对那些完全依赖相机搜集素材的国画家来说,业界的担忧值得警醒,也不啻为一剂良药。道理很简单———传统的中国画,无论花鸟还是山水,构图并不是如照相机那样机械性的焦点透视。如果“画照片”,将照片直接搬上画面或作简单拼揍,往往会因焦点透视的限制,画面效果甚至还不如照片有生气。这样的画我称之为“照片画”。写生的确是绘画创作的基础课程之一。20世纪以来,中国画新传统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借西洋绘画的对景写生,改变此前以“四王”为代表的以“临”“仿”为本领的文人画体系。明清绘画不重写生的直接恶果导致以古人笔墨和画面程式为中心,“搜尽奇峰”变成了搜尽名家画谱,把张家的山、李家的水和王家的树拼凑在一起,甚至恬不知耻地说自己的画“无一笔无出处”,画面因此变得空疏而死寂,不被后来的试图用艺术改造国民精神的革命家“革命”才怪。

“写生”一词舶自西方,传统中国画一般称“写真”或“师造化”。显然,两种不同语言体系的词语并不能实现翻译上的无缝对接。“写真”一词原本用于人物、花鸟和禽兽,后专指肖像绘画。传统的“师造化”概念也不是如带上纸墨和速写本对景写生那样简单,而更多地是体味和感悟。中国的“写生”传统,对物象的真实性要求仅仅作为表现其精神性的依托物即可。明初画家王履在《华山图序》中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即是此意。而大部分的中国画作品均不能视为人像摄影、动植物标本画和地理风光。中国古代画家“外师造化”,也绝不是如摄影那样自然照搬,而是面对物象用身心去感受,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造化”的方法主要靠目识、心记、感悟,为创作打腹稿,不一定直接对景写生。元代黄公望在至正九年(1349)正月,应好友之邀冒雪到松江饮酒赏雪。其在眺望九峰时突然来了灵感,于是铺开素绢挥毫作了《九峰雪霁图》。在写生时,他把并不高的九峰十二岭夸张地画成直接云霄的崇山峻岭。北宋郭熙《林泉高致》载“观物取象之法”:“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这种写生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时空观,是一种面面俱到的观察法,目的是更好地把握艺术化的物象而获得某种

永恒性,绝不囿于特定的视角和时空。这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相一致。而影视或摄影的画面则不能这样超然。如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荒岛余生》,大部分的时间表现主人公独自漂流在荒岛的艰难境遇,非常动人。但透过画面上的图像,观众依然可以感觉到摄影机的位置以及其“推拉摇移”的拍摄动作。画面虽然只有一人在场,但还是感觉他的周围有其他人的存在。而看小说时,通过文字所想象呈现出的画面就基本没有这样的尴尬。《清明上河图》等传统国画成功运用了散点透视,也没有这样的尴尬,虽然某个局部也可以大致看出画家的视角。可以说,中国古代画家“写生”的观察方法,是一种超远距离的整体远观。因此,唐代吴道子“三千里嘉陵江江山,一日画毕”,与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阅三四载,未得完备”,可谓殊途而同归。也只有这样写生,画面才能进入到创作层面,从而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清初郎世宁、王致诚等供职内廷的外籍画家,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中国画技法,对焦秉贞、冷枚等宫廷画家有所影响。他们想如同圆明园那样追求中西合璧,但即便是今人看来,也多是“中西合瓦”,遭到了邹一桂、张庚等人的严厉批评。20世纪以来,中国画与西洋画交流、碰撞频繁。中国画在引进西方的观察方法和写实手法后产生了两大体系:一是徐悲鸿、蒋兆和的用西方“写实主义”(特别是素描方法)改造中国画的体系,二是融合中西的林风眠和以“岭南画派”为代表的新国画体系。

因此,传统国画体系开始有了质的变化,无论在构图、意境、题材,还是笔墨等方面都开始多样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赵望云、吴作人为代表的战地写生和西北写生,新中国成立后以歌颂祖国新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写生蔚然成风。如1954年李可染和张仃等历时三个月旅行写生,黄胄以速写方式进行人物画写生,还有以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傅抱石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周昌谷为代表的“新浙派”等几乎都认同写生的创作方式。于是,国画创作的经典方式就是:带着创作主题到农村、工厂体验生活,完成大量速写后再回来搞创作。

照相机可以精确记录物象瞬间的细节,西画中参考照片创作的方式也不乏佳作,如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的“舞女”系列。画中某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不太可能在短时间画下来,更不可能以照相机般的精确视角画下来。“写生”对于创作的作用很大,但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分画科并采取适当的方式。如果只是机械照搬而没有艺术处理,无论是对景写生还是“画照片”,其作品必定会成为比照片还缺乏生气的“照片画”。如果画面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加工,无论对景写生还是“画照片”都应该是允许的,作品也一定不是“照片画”。

写生并不是所有画种创作的必然步骤,也绝非只有带上纸笔那一种。照相机当然可以用,而关键在于怎样用好。这与某些人批评当下画家喜欢用照相机采风,讲究舒适或是功利的心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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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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