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功鑫.
美国博物馆界有一句话：如果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就是它的灵魂。把藏品比喻为心脏，强调了藏品在博物馆中的核心地位，而教育则是把藏品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成果，通过展览和教育活动传播给大众，这样才能使藏品活化，才能发挥藏品的价值和意义。从我个人40年的博物馆工作经验来看，博物馆最大的作用在于，给民众提供体制以外的学习机会。这也是我们在博物馆运营上不断努力的方向之一。
博物馆教育怎样在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中逐渐被置于重要的位置?站在观众的角度，我们怎样在博物馆里获得学习?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有关博物馆与观众学习的一些角度。
博物馆发展与教育功能的提升
我们先从博物馆本身的发展历程来了解一下博物馆教育在不同时期有着怎样的提升。
早期的博物馆以文物保存和研究功能为主，我们只能称它为私人古物保存所。现在我们所知的第一所公立博物馆出现在17世纪。英国人阿什莫林是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医生，当时，医生职业的收入非常高，而阿什莫林又穷其一生收藏各种文物。后来，他把自己的收藏都捐献给了牛津大学，附带的条件是，学校必须辟出一处建筑来存放这些文物，并且向大众开放。由此，1683年，世界上第一所博物馆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诞生了。
到18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当时欧洲一项重要的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中国的思想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熟悉中西交流史的人或许知道，在17世纪，即清朝的康熙皇帝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时代，很多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回到法国后，把中国的儒学著作翻译成法语，对后来的启蒙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熟悉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思想非常推崇，对孔子的著作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以德服人”、“民为贵”等思想，这些思想对西方人而言不啻为眼界大开。
启蒙时代是从18世纪初开始，一直到1789年。英国社会在17世纪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到18世纪，启蒙思想由法国逐渐影响到英国。当时英国最著名的文化推广活动是出版禁令开放。由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以及塞缪尔·约翰逊编撰的第一部英语大词典，都在知识的平民化、大众化推广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启蒙时代对博物馆的发展也影响深远，在阿什莫林博物馆之后，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成立。当时正是英国启蒙运动最兴盛的时期。
大英博物馆的成立和英国另一名医生汉斯·斯隆(HansSloane)有关。斯隆在法国学医，回到英国后在贫民区开办医院。后来，他成为皇室御用的医生。斯隆也是一名穷其一生收藏文物的收藏家。我们分析这些早期的私人收藏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学问的探寻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而收藏文物的过程也是他们建构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后来，斯隆把私人收藏都捐献给了国家，成立了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的成立不仅对英国、也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大英博物馆成立后，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曾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中特别提到了大英博物馆这样一个知识的宝库，同时，他也呼吁法国应该把卢浮宫的馆藏向公众开放。因此，到1793年，法国也有了卢浮宫博物馆。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俄国的冬宫。当时，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和伏尔泰是好朋友，她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把保存着她私人收藏的冬宫在1764年整个地对外开放。此外，梵蒂冈博物馆的成立也是在启蒙时代。随着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出现，民众开始在博物馆里获得学习的机会。
到19世纪，进入了博物馆发展的兴盛时期。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自然史博物馆等几大博物馆都是在1870年代成立的。而在中国上海，法国耶稣会会士赫特(PierreHeude)按照西方博物馆的标准设立了徐家汇(002561,股吧)博物馆;在江苏南通，也出现了由中国人张謇自己设立的南通博物苑。
到20世纪，博物馆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在于，博物馆行业出现了专业组织。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这是第一个博物馆领域的专业协会，它的成立对博物馆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对博物馆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回顾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博物馆是从藏品出发，在藏品的搜集和研究上下足功夫。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以后，当时有一位博物馆馆长提出：博物馆的社会目的在于为大众提供得以亲近博物馆的管道。那么，如何让观众愿意亲近呢?因此，在那一时期便有人提出，博物馆需要配备导览解说人员。在早期，人们认为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不需要有人讲解，认为观众自己看得懂，文物本身会说话。事实上，文物的学习和一般的学习不一样，它背后的知识非常丰富，普通观众看展览是需要有人引导的，一定要依靠解说导览，才能进入学习的层面。这一时期也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开始被提出的时期。
到20世纪60年代，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开始多元。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动动手(handson)”是关注观众参与的教育理念;“动动脑(mindson)”是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从好奇发展到探索阶段并建构自己的学习过程的理念。这一时期的博物馆教育活动发展到更有系统、内容更多元的程度。而从导览角度讲，博物馆要考虑怎样把知识更好地传播出去，因此要求博物馆的教育工作者能够对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观众采用不同深度的导览。
到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的教育工作更是被提到首要位置。当时，在讨论21世纪的博物馆(museum for anewcentury)这个话题时，已经提出未来要把博物馆教育功能放在首位，也提出了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展览和活动中的运用。此外，博物馆在过去一直只有研究员，而当时提出，要在博物馆中设立专门的教育职位。因为，博物馆的研究结果需要通过不同专业的教育推广者、导览解说员，才能转化为适合一般民众学习的信息，也只有这样，博物馆的知识传播效应才能更好地发挥。但是，观察现在的博物馆，很多还是以研究为主。在法国，直到2004年才开始在《博物馆法》中规定，博物馆中必须设有教育部门。
以“物”为导向的博物馆学习
观众在博物馆里怎样进行学习呢？
博物馆提供给观众的是以“物”为导向的学习过程。观众在博物馆里看到物，而物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这种学习可以让观众获得深刻的学习成效。一般来说，博物馆的展览都是经过长期研究以后再举办的。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研究：怎样做系统的展出，怎样让观众获得系统的学习。
200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了清世宗雍正大展。雍正展最成功的是，用文物说话，用物来引导，用档案带领观众去认识雍正帝。这个展览就是通过文物把雍正帝的一生从他的人格特征，到他在位时的政策，再到雍正时期的艺术呈现，进行一次完整的、全面的介绍。我们一直认为，在清朝前三朝皇帝的藏品中，不论瓷器、珐琅器、玛瑙器还是书画等，雍正一朝的器物是非常细致的。根据历史记载，雍正是一位比较严酷的皇帝，不像是在艺术上会如此细腻的人。可是从藏品看，他在艺术呈现上却是如此追求细腻和精美。这些问题是我们一直想探索的，也因此决定举办围绕雍正的展览。果然，在造办处的档案里，我们找到了他对工人进行指导的材料。他指导工人在做玛瑙器的时候要重视磨工，在制瓷的时候要重视瓷胎绘画的细致。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雍正的细腻和对艺术的品味。历史小说家二月河看过这个展览后说，如果他先看这个展览再写《雍正皇帝》，那么在写法上可能会不一样。很多观众观展后也对雍正有了新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博物馆展览对观众的影响有多深。
201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合作举办了“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一般而言，谈到宋朝，我们会马上想到北宋，而南宋却容易被忽略。论及原因，大概是因为南宋是一个孱弱的时代，是一个失去半壁江山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南宋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还是可以看出高宗的用心。这次展览对南宋的文化艺术成就进行了完整的呈现，所谓“文艺绍兴”，就有文艺复兴的意思。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各位贤后怎样主持后宫，怎样推进南宋的文化得到高度的发展。观众可以通过这样的展览，获得对南宋的重新认识。
2011年，我们又举办了山水合璧展览，围绕《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以及元代黄公望这个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被列为历代山水画、文人画里名品中的名品，可是在顺治十一年时，吴问卿要拿画同葬，所幸被他侄子救下来，但后来一直分散在两地。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有1/14，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有12/14。去年，这两部分在台北并列展出。当然，除了《富春山居图》，我们也借此机会尽量搜集黄公望的作品。最终，两岸共有6个博物馆共同参与了这次展览。另外，我们也把后世《富春山居图》的仿本一并地展出，让观众们对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除了作品实物的展出之外，我们还布置了3D多媒体的展出，让不常到博物馆的观众能够对黄公望、文人画、黄公望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以及围绕《富春山居图》的传奇的故事，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认识。
此外，去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还策划了“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在启蒙时代之前，这两位东西方的君主虽然未曾谋面，但是他们通过法国的耶稣会士传递讯息。当时，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是康熙的科学老师，他们可以近距离地了解皇帝，并作了很多记录。白晋还写了康熙的传记，后来被翻译成各种文字。17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借助博物馆展览，我们尝试着将这一时期中西两位君主交流的情形呈现出来，这也是帮助观众了解这段时期历史、文化的一种途径。
从17世纪到现在，博物馆教育的提升一直与社会的脉动相结合，教育的类型、方式和使用的工具也随之发生变化。从中也体现出前文所述的“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21世纪，随着数位资讯、新媒体以及社群媒体的运用，博物馆也将成为大众学习以及休闲的最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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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