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勇 头号人物-皈依者Cosplay-Idolater_73x90cm_2011
“童年记忆”是绝大多数观众看到曾健勇绘画之后的第一印象，人们通常都将这种“记忆”作为一种共同的社会记忆来认识和理解。在曾健勇最初为人所知的《大队长》系列中，这种认知尤为突出。在这个系列的创作中，人物身份的塑造是通过两个符号的再现来实现的：小学生大队长袖标和被有意改变为黑色的“红领巾”。事实上，袖标也是被艺术家有意改变过的，红色的三道横杠被接近白色的三道浅色横杠所替代。但袖标改变的重要性却并不能和红领巾的改变相提并论，红领巾正是因其色彩而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一旦这个关键的元素被改变，且被改变为与之具有相反色彩社会学意义的黑色时，整件作品的立意就从头到尾被彻底颠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红领巾”既是一种个人记忆，也是一种社会记忆。就个人而言，少先队员几乎是每个人童年生活中都经历过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社会而言，诸如“革命烈士鲜血染成”、“五星红旗一角”等定义、描述都鲜明地传达出特定的社会性息和社会评价。艺术家曾健勇同样在自己的童年生活中有着相同的记忆，这种相似的记忆在张发志关于“红领巾”的自画像和奉家丽关于女儿的“红领巾”画像中同样存在。但在曾健勇的绘画中，明显地体现出个人创作的差异性。
一方面，很难确定曾健勇绘画中人物的具体身份：对自我成长经验的隐喻，对上小学儿子生活的实时记录，抑或对集体人群共同经历的社会性描述。因此，曾健勇绘画中“主体”就很难定义，或者可以被看作一个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当代观察混杂的集合体。另一方面，曾健勇对“红领巾”符号做出了巨大的主观改变，以厚重的黑墨涂绘其上，但在形式上保留了“红领巾”的基本样式、穿戴方法、适用人群。正是这种矛盾冲突开始引导观众对自我经验进行检索、对比，并在社会意义的层面上对作品图像进行价值判断。由此，曾健勇的作品显示出其内部的复杂性，他并不企图完整而“真实”地再现自己或自己所属一代人、一类人的共同经历，也不企图如政治波普一样通过符号的矛盾组合去解释当下的意识形态（如“大批判”和“西方名牌商标”的并置）。
曾健勇绘画中记忆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真实与虚拟的矛盾使得“记忆”成为讨论其作品的核心关键词。所谓“记忆”，是对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是人类大脑处理过去信息的方式和心理过程。“记忆”的形成包括获取信息、储存信息、调用信息三个部分和过程，缺一不可，前两者为“记”，后者为“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以“蜡板”来形容记忆，认为记忆就像镌刻在蜡板上的信息一样。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记忆。事实确如尼采所言，如果人类没有记忆，就完全不能分辨和确认周围的任何事物。
人的大多数记忆都被隐藏在大脑的忆块中，除了心跳、呼吸等遗产记忆和吃饭、走路基本记忆外，并非所有的记忆都能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被随时调用。记忆的调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特殊的外界刺激下，从前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才可能被调取出来，并以“联想”的方式与这个“刺激点”发生关联，对记忆的内容重新进行解码。在曾健勇的绘画中，儿童、黑领巾、袖标，以及后来作品中不断增加的小物件，都直接地起到“刺激点”的作用。然而，它们所唤起的“记忆”并非是如背诵课文一般被认为是“正确”或“真实”的信息，而是一些似曾相识却又似是而非的信息。因此，他的绘画一方面是对过去经验的视觉恢复和再现，另一方面则是立足当下对过去经验的重新编码和加工。
每个人关于童年的记忆不尽相同，现实中悲惨的童年也并不鲜见，然而，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快乐”、“轻松”是“童年”的重要特征。曾健勇选择的对象、表现的方式则与之相悖。人物通常是静态的，而非少年典型的活泼运动场面，满脸稚气却郁郁寡欢，与之相呼应的则是中国画材料温润的形式特征。在后来《少年时代》等系列作品的创作中，甚至出现了窗帘、大树、雨伞等很多“屏障”，主体人物在这些“屏障”的半遮掩半开敞中呈现——物理上的“屏障”同时也表现为心理上的“封闭”——很明显地表现出与“童年”相反的心理情绪；与之相对应的是“红领巾”的安排，黑色的领巾与前述“童年”的情绪彼此一致，且将这种个人化的情绪提升到一个社会学层面。但是，在这里，艺术家并不倾向于以这种改变来表达一种社会批判，而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化的人性表达。
与作品风格相吻合，健勇本人亦显得温和平实。对于观众而言，将艺术家与之所表现的对象进行重叠性认知、理解，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正如前文所述，曾健勇的作品表现出的复杂性中既包含了对个人成长经验和记忆的再现，同时也包含着对儿子和他人的理解性记忆的视觉表达。在《我们终将老去》系列等作品中，清晰地体现出“小大人”似的表达：过去的现在时，或现在的过去时；儿童的成人化，或成人的儿童化。从个体的角度考虑，绘画的主体变成了过去的曾健勇和今天的曾健勇的合体，同时也变成了曾健勇和他儿子重叠的化身，恰如英格玛•伯格曼1966年执导的电影《假面》一般，病人与护士莫名抑或宿命地合二为一。这种复合性在作品中冲破了时间和代际的差异——而不是如70后、80后、90后等铁板一块的定义——从而走向对“人”在其本质和社会属性上共通性的归纳。实际上，很多时候符合“儿童”身份的“标准表情”看起来更加虚假，隐藏在面具背后的，是天性和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更为根本的人性。因此，过去时的记忆演变为现在时的认知。
在更近的《头号人物》系列作品中，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相对于略早的《大队长》系列等作品，这个系列的创作变化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头号人物•船长》《头号人物•魔术师》《头号人物•使者》等作品中，艺术家将对象人物的职业理想从无形的心理转化为实在的视觉图像，以具有职业代表性的符号叠加在人物双手举起的半透明板上。与《大队长》系列相比，曾健勇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回望过去”变换为“展望未来”，或者也是在回望过去对未来的展望。正是在这种真实与虚拟的矛盾记忆中，曾健勇的绘画以一种静谧的氛围吸引着观众。如本文开篇所述，大多数人都是从童年记忆和社会记忆的角度开始进入曾健勇的艺术的，但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深层因素和复杂性更耐人寻味：他笔下的形象不仅仅是儿童，也是成人；不仅仅是记忆，也是现实；不仅仅是自我，也是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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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