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讨论中国当代艺术更多地是从艺术现象和艺术家个案出发，较少讨论艺术发展跟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无疑，艺术作为整个国家发展主义逻辑中的一部分，肯定受到社会种种现实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其实跟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又是复杂的、交叉的、混沌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化的发展同样受到全球化和市场化影响。
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当代艺术家跟其他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非常痴迷。89年之前，艺术家还在讨论“理想”、“信仰”、“存在”、“价值”、“自由”等本质主义的一些问题，大部分艺术家对当时的文化政治现实有着较多的关注和认识。在艺术创作上，那时候的艺术家如果说有目的性，更多地应该是思想的解放和对意识形态的对抗;我曾撰文怀疑’85新潮时期的艺术家追求理想的真实性，因为在后来的艺术市场化进程中，艺术家越来越缺少勇气和自信，更多地成了资本游戏的一份子，至少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精神价值并不具有持续性。90年代以前，我们可以说当代艺术跟其他文化类型一样，甚至更具有先锋性、前卫性、冲击力。艺术家和批评家对新的艺术创造充满无限渴望和期待。而在9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随着艺术家开始有机会进入到威尼斯双年展等这样的国际舞台后，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艺术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国内，更多地把目光放到西方国际舞台上。于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受到西方世界的推崇和购买，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当时的快速发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艺术家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到对有着中心“话语权”的追求上。至此，国内艺术家不再为创作精神价值，不再渴求国内的“合法性”，不再对传统进行争论和反思，而更多地期望获得国外话语权的认可;艺术这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也开始有别于国内其他文化形态发展路径，开始进入到另一种文化语境中，王朔等的文学作品虽然盛极一时，但是仅仅是对中国内部产生了影响，而艺术不一样，相对来说，它西方世界更有吸引力，这也是由于它本身具有的权力和资本等附加价值所决定的;这无疑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都是“资本、”“利益”“物质化”作用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完成了国家发展的基本稳定，中三十年基本开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在一种“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都是好猫”的现实、功利心态下发展到了现如今物欲横流的现状。艺术创作，也不能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其实跟整个中国的发展在内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权力通过金钱刺激着人的创造冲动，诱发着人的道德开放，牵引着人的无所顾忌的野心。在这样的局面中，‘成功’成为艺术的标志，而成功肯定是物质层面的成功，就正如人们熟悉的‘名’‘利’这样的东西再也没有人羞于谈论这样的成功，以至于艺术家可以通过将艺术品像商品的品牌那样给予理直气壮的呵护—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商业社会;以至于艺术家可以通过放弃人们维护多少年的羞耻感来获得现场的喝彩—因为我们处于新的时代;以至于艺术家可以将物质的高级谈论为精神的高级—因为我们面临着没有物质就无法具有说服力的现实。”(吕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和市场化趋势》中的《我们今天不能问“什么是艺术”》一文)我们的当代艺术跟整个城市化进程一样，在一种发展主义的逻辑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物质的渴求越来越成为了艺术创作的重心。艺术创作的灵感以及作品的指向性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批评文章的写作也越来越像不知所云，个案的批评文章写作和所讨论的艺术作品之间也成了平行线一样缺少必然的联系。更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讨论市场和价格，但是现在这些物质层面的意义成了当代艺术的核心话题。所以我们说近十年的当代艺术在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下被动发展着，艺术也开始脱离了整个文化语境，进入资本和市场的语境中。在艺术界这还表现为，异军突起的以当代艺术为主的拍卖公司和画廊业的繁荣，众多艺术区的兴起，以及美术考前班泛滥在美术院校周围。前面提到，艺术和其他文艺类型不同，它具有强大的潜在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它具备奢侈品的功能。在这样物欲横流的时代，拥有贵重的艺术品不仅成了炫富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投资。它不像诗歌，诗歌在现在文化中的地位严重下降，我曾在时尚杂志中看到一个知名歌手说，“这年代谁还喜欢诗人，它除了创作虚无还能有什么价值”，对这样的言论真是让人骇然，但好像成了一种当下的事实，诗歌的年代已经过去。艺术品则不同，它除了创造“虚无”的价值，还带来财富和成功。
从政府对待艺术的态度来看，也经历了对艺术的抵触、警惕、有限度的接受这几个过程。70、80年代的艺术家被看做是极端、疯狂的知识分子，是意见分子，那时候，艺术家的思想对政府来说，是要抵触的政治对象。因为那时艺术家物质匮乏，在文化上没有安全感，总是“折腾”。90年代，当代艺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露脸，政府开始用一种非常警惕的眼光来看待，害怕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圆明园艺术家群体的解散”也可以当做一个例证。记得陈丹青谈到中央美院的迁址—从帅府园到现在花家地的新址，“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退步集》中《骄傲与劫难》一文)。读到这些文字多少有些伤感，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在花家地新址，后来去王府井的老美院看了一下，被拆了，成了协和医院的停车场。美术类的艺术家不像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这些传播大众文化的院校，一直以来都是有着创造前卫文化传统的。90年代末开始，当代艺术从西方的资本购买开始也越来越有影响力，798以及周边艺术区的形成渐渐成了事实。直到21世纪初，还经常听到798要拆掉的传言，但是我想谁都没有想到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798艺术区成了北京市旅游重地，和故宫、长城齐名的地方，前年在飞机上看到对798的旅游宣传多少令人有些不知所措。798这个艺术区如今竟然成了当代艺术文化旅游胜地基本被定格下来。但这并不是说当代艺术已经被政府接受了。去年798周边艺术区的拆除表明，艺术家在这个城市的安全感依然是个问题。政府之所以有限制的接受当代艺术的存在，也是为了文化产业化这个功利性目的。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态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我想这还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依然处于后发展阶段，也处于资本积累和文化发展的交叉点上。我们看到中国几个大的城市基本完成了掠夺式的城市化进程，但是百姓的精神文化层面依然是盲目的，单调的。对当代艺术更是无知的。我们的城市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国家综合实力有了大的提高，但是整个城市文明的建设是非常薄弱的。更不要提及那近十亿农民的农村。各大城市开始注重文化，也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发现和传播，而现代的文化思想更多是从各种物质层面展开的，比如现在的房地产广告不再宣扬硬件设施的精致，更多地打着文化艺术的名誉去销售。去年我曾给《沟通》杂志撰文谈了一下中国广告业发展和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广告宣传开始从文化、精神层面切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饱暖思淫欲”。物质满足之后就是对精神的追求，我们的当代艺术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动地在大众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当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否已经到了开始思考艺术的程度，这是另外的问题，很显然，我相信更多的文化学者对此并不是持乐观态度。所以，即使当代艺术获得了一定程度发展，相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艺术依然是对物质和资本追求的一种修饰。国家对艺术的态度，至今已经缓和了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艺术在政治上被认可的过程，其实不是由国家和艺术家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的，现在看来，更多的还是因为艺术因为市场经济而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艺术给社会带来的物质、财富，以及艺术在西方国家的形象、地位，这些才是艺术能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艺术不管如何，依然在国家发展主义的逻辑中生长着。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近几年网络在大众中的普及，各种信息好的坏的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网络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任何东西挡不住的。美国著名的媒体研究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部著作中，也谈到以电脑网络为例再次肯定了技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在这个娱乐时代，网络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平面媒体如各个时尚杂志和报纸开始开设当代艺术专栏和策划跟当代艺术有关的专题，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也开始关注当代艺术，当然，这仍然跟当代艺术的市场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大众媒体关注的多是谁是最贵的艺术家，比如在前不久《芭莎男士》的一次年度评选活动中，曾梵志获得了年度艺术人物大奖，主持人在介绍时说他是“中国最贵的艺术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马上感到曾先生俨然成了一个奢侈品，一个物。大众明星一般都说演技如何，也很少说谁的片酬最高。而中国当代艺术在大众媒体中被这样赤裸裸的宣传，实在是一种悲哀。媒体关注的是价格，跟价值无关。很多大城市以及有着文化底蕴的城市，开始兴建艺术区，艺术家也开始介入到“城市文明”的建设中。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富差距，更加剧了艺术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存在，艺术家成了社会各界获得财富的一个渠道。
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基本完成了对财富的积累，这前后用了六十年，而经济繁荣之后必然进入到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政府在“好猫”这种功利性的价值体系中，让一部人先富起来，完成了跟西方国家的力量抗衡，但是我们的社会内部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稳定。有位学者曾谈到，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更新，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城市的建筑景观与风貌格局，另一个则是城市的人文情态，即包括城市人的生活态度、行为特性、人际关系。前者是“建筑—物质”层面的，后者是“精神—行为”层面的。我们以前是“见物不见人”，现在应该反观人本身，应该“以人为本”了。也就说我们的国家发展无疑即将进入新的时期，那就是对文化的重建。在今年《读书》杂志的第七期上，有部分学者也开始讨论了文化重建，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传统文化，政府也开始发表声明鼓励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相对现在的经济、人文环境来说，我们国家还处于后物质追求时期，也该关注国人的精神现实了。当代艺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正好又能跟市场挂钩，从国家现代化进程上来说，还是从其他角度来说，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艺术跟我们国家的发展，更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外交都有很紧密的交叉性的联系。当代艺术家也不像想象中那样自由、野生，其实，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在同一逻辑中。
而就当代艺术自身来说，它在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中，在文化和资本的双重背景下飞速发展至今，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接下来应该怎么走。
从艺术创作的现实来看，我们现在的艺术创作已经不再是前卫、先锋的载体，甚至融入了主流文化中，成了“时尚”、“成功”的代名词。我们也不能否认艺术家在资本和利益跟前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屈从性。这是事实。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丰富，当然这跟整个艺术发展是相关联的，比如现在的艺术创作不再做宏大叙述、不再关注意识形态、也不再局限于艺术史的思维，艺术家的创作越来越开放，开放到将艺术和生活更加紧密的相连，尤其是艺术家开始关注自我生活的种种细节，开始关注个人体验。被接受和多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滋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我最近发现一些不好的倾向，尤其是艺术市场出现波动之后现又逐渐恢复的现在，部分艺术家的创作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以观念艺术更为严重，装置艺术成了玩票的方式，也成了更多市场型艺术家为了表现自己可以用多种艺术媒介表达观念的技术性炫耀。还是以装置艺术为例，它似乎不用像绘画那样有着严格的绘画技法，但它有它自身的创作方式，好的装置作品不是随意的，而是综合艺术家对社会精神现实、艺术本体以及自身逻辑的，不是玩票的，而是把它当做了一个自己的作品。“当做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严肃创作的态度。而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对此越来越随便。
在艺术的市场化进程中，我们看到近十年的当代艺术发展，更多还是架上绘画的发展。尤其以写实油画为例，它成了国内市场追捧的中心。这当然跟我们大众的审美水平有很大关系，国内藏家购买的依然是“技术”和“美”，是可以看到见、量化的、美的画面而不是思想。我想艺术家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也不要随波逐流。艺术终究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不是可以量化的。我们的艺术家虽然也像城市中的老百姓一样面临着各种经济压力，但是选择从事艺术创作就是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艺术创作的前提是创作精神价值，其次才是其他的欲望。
所以，随着当代艺术逐渐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也将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些新的问题。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艺术的功能性表现在哪里?仅仅是资本投资和炫富的方式?还是艺术家、批评家生存的工具?在这个艺术的市场化进程中，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们经常批评国家在发展中过渡鼓励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但是我们跟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一样，也处于悖论中，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上。下一个十年，我们应该怎么走?这是个大问题，我无法给出像样的答案，只有只言片语，但可以肯定地是我们肯定不会像近二十年那样屈从于对物质的追求。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传感器，总要对这个社会有问题，提出问题，除非我们甘愿做物质的奴隶或者批量生产的手艺人。即使为了自私的功利化思考，从长远来说，艺术的市场化在艺术史中也仅仅是个话题而已，作为艺术家留给历史的肯定是有着更长久精神价值的作品。否则就会像我们现在的国家一样，过度开发自然、社会资源之后还要还给这个社会，去修补历史遗留的精神损失。
【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