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禹:行为艺术“雾山会议”之我见 2012-12-29 11:40:54 来源:艺术国际 作者:王楚禹
澳门行为艺术节于12月中旬在澳门举办,在此之前,策展人吴方洲就有意在本次行为艺术节上召集几位策展人做一个关于“行为艺术”策展的讨论。

澳门行为艺术节于12月中旬在澳门举办,在此之前,策展人吴方洲就有意在本次行为艺术节上召集几位策展人做一个关于“行为艺术”策展的讨论。

首先被提出的问题是“以身观身”对行为艺术的评选和设立奖项的问题。作为主办方“澳门艺术博物馆”积极的参与、推进大陆的行为艺术的做法,让很多行为艺术家觉得很“难得”,但这种方式很快让我们看到了问题,“行为艺术”不具有恒定不变的标准(行为艺术至少是保持着对标准的警醒与反思的),这其中包括艺术价值问题,行为艺术在文化上所能够成立的条件恰恰就是它对一切现成艺术价值的再质疑。从“无所驻处”的出发。行为艺术的明确特征是反对艺术观念体系化、反对价值判断的系统化。对任何业已形成的概念都保持着警觉,更不用说一个价值评判系统的建立。当然,在这里,我们还谈不到这种评选请什么样的“评委”更“专业”?什么样的作品应该获奖的问题?前提的混沌就已经釜底抽薪了。后面的这些问题不值一提。

行为艺术的产生发展不仅仅是对现代艺术的理念和体系的反叛,也有着强烈的对现代艺术的运作方式和运作目的的反叛。因为现代艺术的运作方式有一个传统的套路,其中,夹杂着诸多对艺术本质相悖的方式。如,各种双年展的制度,各种评奖制度的设立,在我们现在看来,真正的艺术,需要这样的鼓励和奖赏才会发展吗?这些只不过是政治意识形态、资本家、市场与策展人的共同合谋的对社会艺术资源的系统性利用和掘取。他们通过这种运作获得话语权,获得评判艺术品的权力,获得对艺术的整体控制权。在资本家和政府双赢的同时,不断的葬送着艺术的本真宗旨。这种例证比比皆是。同时,也是庞大的社会系统对艺术规训和教化的一种方式。让大众从这些平台上去看待艺术观念和审美的标准。从结果上看,这些策展制度和市场资本巧妙的结合起来了,与意识形态的权力系统眉来眼去的过程中建立着利益和权力的名利场,是艺术庸俗化的主要通道。这种态势西方一直存在,中国这些年紧跟其后。其中,除了培育了大量所谓的批评家和评论家、追名逐利的艺术家、显赫地位的策展人之外,我们敢深究其对艺术发展的贡献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行为艺术自产生以来所抵抗的是什么?为什么说行为艺术语言的产生本身就具有着强烈的观念。在今年成都和西安的艺术节上,来自德国的博瑞斯和爱尔兰的阿勒斯道两位年近70岁做了四十多年行为艺术的老艺术家都在讲座中公开声称自己对这些艺术体制的拒绝。这个观念不仅仅是对行为艺术,而是对艺术本质的捍卫和坚守。这个捍卫和坚守的空间不在大小,只要存在就是重要的。

将行为艺术纳入这样一个框架是推进行为艺术的发展还是阻碍呢?所以,我认为问题所在是策展方面对行为艺术本质缺乏思考和追问。对行为艺术在中国发展的脉络、现状和未来发展缺乏真正的建设性和“想象”。行为艺术很可能在这些操作中沦为业已腐败的当代艺术体系中的一个拼盘。以身观身的几届运作中,已经出现了当代艺术败落的“前车之辙”,但还没有引起我们的“后车之鉴”。

从“以身观身”的操作,我们警觉的问题是行为艺术的体制化的形成。这种体制的生根发芽蕴含着对行为艺术传统精神的瓦解力量。

再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在这次讨论中被涉及,那就是目前新一轮的行为艺术节策展人的自我审查的问题。

近几年,在广州出现的“广州现场”策展方就公开表示,不接受涉及政治和裸体作品的艺术家。在这次会谈中,香港艺术家三木对此表示不能接受,并拒绝在这届“广州现场”做作品。不客气的说,这又是一次策展人将行为艺术家推向自我羞辱的境地。我们不要以为对审查的抵抗是对政治立场的表态,这种理解是大错特错的。

“一切制度都是艺术家的障碍”。

博伊斯说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艺术的核心价值。艺术对制度的看法是没有“分别心”的。艺术所抵抗的制度是一个极其宽泛的终极概念。我们不要忘记,艺术上的这个概念是从根本上追问和思考:人何为人?人存在本质是什么?心灵本真的真性是什么?何为自由的灵魂?这些问题的显现都来自于基本身体的直接经验和心灵的不断开启。就社会而言,我们不能取消对好的制度的诉求,但又不要以为,艺术诉求的自由真的能从制度中去获取。所以,相对艺术话语中的自由,是永远不可能与任何制度调和的。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还是什么制度。从我们的个体身体的各种制度如:衣着、发型、甚至坐姿的审美制度到道德制度、性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出发,一直到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个概念不但对我们的行为、意识和审美,一直到内在心灵不可见的层面的进犯、影响和占有都是我们要警觉的。

对审查制度的反抗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而不是对政治制度的立场。比如,我们反对火,并不意味着是对水的拥护。艺术是对制度概念的反抗。艺术家进行政治审查,就象对艺术家进行性别审查、年龄审查或饮食审查一样荒谬。我们不要只看到行为艺术家对政治制度的反抗,也要认识到,很多行为艺术针对各种层面的制度都有着不间断的反击和警醒。因为,文化中的制度概念是行为艺术要面对的永恒主题。

在这次讨论上,我与周斌关于他策划的成都行为艺术节对“审查问题”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这次的艺术节在大学里进行,其用意希望在于让行为艺术能对学生产生一定影响。当然,任何学校的体制都要进行作品的审查。这个压力自周斌而传递到艺术家的身上来。而在运作的层面,这是双向的选择的结果。

中国行为艺术目前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利用政治对抗的敏感性、冲击性制造事件来扩大其作品的影响力,以此来获取作品所产生的资源。这些所谓“政治正确”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难以成立。另一种相反,坚决与政治问题划清界限,只在于行为艺术语言及作品本身的发展。“行为艺术语言”怎么发展?作品怎么发展?要遵循什么脉络?蒙德里安的抽象作品中都蕴含着对美学制度的挑战。艺术的诗意是对现实存在的抵抗方式。没有现实存在的矛盾和困顿就不会有任何观念艺术。这两种都失去了行为艺术的表现力和艺术的意义。作为观念艺术而不是形式概念和表演艺术,行为艺术能提供的观念资源不是寻求某种文化、政治立场的正确。也不是在社会政治现实的夹缝里形成利用或回避这个矛盾的策略。而是在社会现实中保持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静态、恒定的意志表现才是其真正的力量所在。而不是做成功了多少艺术节和展览,维持了多少届的艺术节。

我们在策展的时候不能先入为主的将这种审查理念想当然的套在自己的运作环节中。成为惯例就意味着行为艺术也会步当代艺术沦陷之后尘。周斌接受了在四川美院的行为艺术教学工作,但我不能赞同的是在教学之前对学生进行“政治和裸体”审查和训诫。我想如果可以,建议周斌将学生带到校外进行教学更为自由。一则脱离中国学校的教育制度,二则让教学更为纯粹。行为艺术与大学生的接触很重要,或者说,是行为艺术的一次社会拓展。因为是重要的拓展,所以,我们才要如履薄冰,慎之又慎才是。那就有人会说,在这样的格局下,如果按照我所说的运作方式,很多活动只能不做,我也想在这里说一句:那就不要做了。观念态度的彰显,有时候没做成就是做了,有时候,违背事物的根本规律做了倒还不如不做。因为跑题的文章只能产生误导和弊端。

我深知周斌作为一个认真的策展人要完成这次活动的良苦用心。我与周斌的分歧在于,沾染政治问题是否就意味着艺术的不纯粹。我们对审查的抵抗最重要的话语是:“艺术不能有任何思想观念的束缚”这个理念,而不是能否做成艺术节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理念高于现实运作。艺术审查的问题首先不是周斌理解的是政治对抗问题,而是艺术的自我诋毁问题。策略不等于理念的正确。艺术的运作不等于艺术的发生。尤其是行为艺术活动的运作。

政治意识形态反抗的观念在中国艺术界的败坏不等于政治问题的不存在。艺术与政治的不合作不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这个理念是永恒静态的,超越任何制度和任何时代的。在制度层面,艺术所反思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来说,制度是一种金字塔,顶端是政治制度的话,这个金字塔的基础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对无数制度的合作、配合与建构。专制的制度仅仅是靠暴力统治吗?我看不然,意识形态的培育和强权话语的个体规训才是真正的力量。正如民主制度的所谓“自由人权”文化的驯化一样。也是依靠其设计的文化对个体驯化导致个体自觉来完成的。所以,艺术家着眼制度问题,还是回到本源的身体及心灵层面才能清晰的明白,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由那些难以完成个体存在的人共同建立的。这在前文已经论述。概念就是空与空的意识对抗。不存在现实层面的成果和对那种政治制度的立场选择。

近两年,很多行为艺术家因表达题材的犯禁而遭受当局的拘捕和关押。无论这些行为艺术家是何种动机,这样的政治现实必须予以抵抗,而不是寻求策略和运作方式的妥协,来保护一个顺利完成的艺术节。首先,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这种自我审查是一种对艺术本质的背道而驰。也是行为艺术被庞大社会体制所规训和招纳的开始。

了解行为艺术的人都知道,中国行为艺术自发展以来,对审查制度的抵抗成为其至关重要的脉络特性。这种抵抗是由在中国政治体制现实中的运作所碰到的障碍而发生。什么障碍呢?还是老调重弹:艺术自由的障碍。行为艺术由于其产生发展的特性直接的担当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仅仅是行为艺术的问题。而是整个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表达的观念是不受任何范围限制的,这是艺术的底限,不容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可以说,这种限制也是对人作为一种的“灵性”存在的蔑视。人的身体在现世中被规训、被控制和被驯化是难以逃脱,艺术就是在这个永恒桎梏话语下对个体身体的意识存在的一种解脱和放逐。这个门的开启与否就是艺术家的责任和身份之意义所在。艺术家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疏忽或放弃的话,艺术是否成立将是很大的疑问。

这是我这次参加会议的一些思考,至于行为艺术策展中的诸多问题在这里毋庸多说,包括策划过程中所形成的官僚化、将行为艺术节作为资源运作的平台都需要我们深深反思其中的利弊。回归到艺术本质问题上,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意义应该是个大问号和大叹号。依托于艺术本源的视角才能谈论清楚。我想,行为艺术的策展是一个策展人观念发生的过程。所以,我在最后的谈话中说:我们不是顿悟者,因为我们对艺术还有所眷恋,我们应该“日常勤拂拭 何处惹尘埃?”时刻保持我们的警觉。                               

2012年12月28日于宋庄隐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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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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