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风眠和潘天寿对中国美术的教育贡献

我认为，如果在20世纪选4位对中国美术的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家，他们是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刘海粟。（“徐林潘刘”都被蔡元培先生都影响过，我在《蔡元培与中国近现代美术》中有相关阐述）关于徐刘二贤的教育贡献另文详述，我们先来看“林潘双英”。

林公的前半生在中国美术界可谓享尽荣耀：26岁时出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6年受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中华民国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28岁时又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西子湖畔创办中国第一个艺术高等学府暨中国美术高等学府——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任校长。在1925年至1938年的13年中，他先后主持了当时仅有的两所国立艺专，把主要心血用在艺术教育和艺术运动上。但他仍在教学和教务之余创作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以油画为主，兼作水墨画，并写了20余万字的论文、译文，力图从教育、理论、创作三方面推进美育和中国的艺术改造。粗略如下：国立艺专时期，他同时兼任教务长、油画系主任。请齐白石到艺专任教，举办了归国后首次大型个人画展；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并提出了“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发表《东西艺术之前途》，初步提出了“中西调合”的艺术主张。国立艺术院时期，发起成立“艺术运动社”、“西湖一八艺社”； 创立《亚波罗》院刊，同林文铮共同制定《艺术教育大纲》； 发表了系列论文《原始人类的艺术》、《中国绘画新论》、 《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知与感》等；1930年与潘天寿赴日考察教育，在日本东京举行“艺术运动社”及杭州艺专教授作品展；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两校合并后，任主任委员。学校改组时被迫辞职。为学生题词“为艺术战”。

潘翁对中国美术的教育贡献与林公在人生阶段上做个比较则正好相反，其在后半生。虽然潘天寿先生也是终生在从事着美术教育，而其真正对中国美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在1928年初春被应邀担任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画主任教授算起似乎更为恰当。1897年3月14日出生，1923年（时年26岁）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1924年任上海美专教授：1926年冬天与俞寄凡、潘伯英发起创办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27年春，新华艺专招收第一期学生，潘天寿出任教育系主任教授。1928年初春，应邀担任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画主任教授兼书画研究会指导教师。潘翁的艺术之路、教育之路相对林公来说显得非常平稳，没有大起大落。当然，他在上海期间即与吴昌硕等人交往，这些阅历对其个人艺术提高和日后进国立艺专起了很大帮助。到了杭州后，1932年在上海、南京、杭州和苏州等地举办画展，与诸闻韵、吴茀之、张振铎、张书旂等组织"白社"国画研究会；1933年，作品参加徐悲鸿先生在法国巴黎主持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此外，他写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画院考》、《听天阁诗存》等著作被当时美术界传诵。到了1945年，46岁的潘天寿先生任国立艺专校长。是时，“厚积薄发”的潘翁终于可以实践自己的艺术观了。

作为优秀的教育家而言，他在作为个体追求艺术的也兼顾（甚至侧重强调）了集体（当时的中国美术界）；换言，自己既要在艺术上出类拔萃还要再带领其他人前行。因此，我始终认为同时身兼艺术家与教育家的人较独立的艺术家、教育家的难度要大得多！林潘二位所取得艺术成就无需赘言，这里略谈一下他们各自教学和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教育影响。

他们相关的教育思想在他们的艺术观中都有所体现。两位先生在担任国立艺专校长期间都为国立杭州艺专创造了自由、灵活、宽松、开放的学术氛围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针。具体到教学，主要有以下不同：1、林风眠先生强调素描，潘天寿先生强调临摹。2、林风眠先生主张“中西不分”，潘天寿先生主张“中西分科”。

教育家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教育思想的辐射面（广度）、教育的成果（深度）。对前者，两位先生所持的“调和中西”（东西相通）、“拉开距离”（东西相异）都对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难分伯仲。在教育的成果（深度）上，潘翁要逊于林公。其重要的标志是各自培养了多少“青出于蓝”的学生——出自林公“门下”的有苏天赐、席德进、李承仙、李可染、吴冠中、王朝闻、艾青、赵无极、赵春翔、朱德群等，出自潘翁“门下”的仅有高冠华、刘伯骏等几人而已！当然这不能全怪潘天寿先生。有两个原因不得不考虑在内：1、教育的成果（深度）是个系统工程，仅老师天才高纵是不够的。2、中国绘画史上已成的传统对艺术工作者来说，既是宝藏也是“陷阱”。不能出新意、打出来的“传统”，其意义对后来者的意义是不大的。

（各自“门生”的影响和贡献可查阅相关资料）

（四）林风眠和潘天寿所形成的独特艺术特征

林风眠先生的艺术创作和探索可大致分如下几个阶段：1、欧洲求学时期（1926年以前）创作了《柏林咖啡室》、《渔村暴风雨之后》、《古舞》、《克里阿巴之春思》、《罗朗》、《金字塔》、《摸索》、《生之欲》等。其中《摸索》一幅巨构（2X4．5米），着意表现思想家们在摸索人生的路、影响颇大。（中国《艺术评论》记者杨铮曾于1924年在巴黎采访了林风眠。他寄回国的专讯里说《摸索》“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且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荷马蹲伏地上，耶稣之沉思，托尔斯泰折腰伸手，易卜生、歌德、梵高、米开朗琪罗、沙里略等皆会有摸索奥谜之深意，赞叹人类先导者之精神和努力。” 曾执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当代画家冯远先生有一幅类似的作品，应该是受到了《摸索》的启发。）《生之欲》也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赞扬：“得乎道，进乎技矣！”2、国立艺专时期。此是的林风眠先生可谓意气风发，主要精力放在了艺术教育和艺术运动上。教学之余创作了《民间》（1926）、《人道》（1927）、《痛苦》（1929）、《悲哀》（1934）等作品。这10多年间是林公艺术观真正形成时期，他同林文铮先生共同制定了《艺术教育大纲》、发表《中国绘画新论》等大量文章；他在思索如何真正有效推进美育和“改造”中国画。3、移居上海后，定居香港前。（1956年杭州艺专改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被迫辞职至1977年10月19日在叶剑英元帅的关心下获准移居香港。）这段时间是林风眠先生一生中最刻骨铭心、饱尝人间疾苦的日子。经历多次批判并深入“生活”，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折磨。他画了大量的风景、禽鸟、花卉、静物和戏曲人物，现实的残酷使得他的艺术更加趋向“出世”的精神世界。4、暮年辉煌时期。最后的十几年间，林公的生活非常安静，在艺术创作上进入了自由——重现了呼唤人道、吟颂生命；悲哀已不多，孤寂的抒情也荡然无存，出现了涛声般的沉吟与响雷般的呐喊。

画如人生，之如林风眠先生的跌宕命运，他的艺术也在“入世”和“出世”间穿梭。无论他前期的以揭露痛苦、鞭挞现实、呼唤人道的作品，还是后期幽深忧郁、寂寞孤独、梦幻浪漫的作品；整体而言，充满诗意和抒发情感是林公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有些研究者将“方形”构图、色彩、线描与色光的结合、水墨与水粉、东方神韵与西方形式的统一作为林风眠先生的艺术特色来看未尝不可。但“术”只能属于表象范畴。）即使在他笔下的静物和花鸟中，你我也能体会出生命、情绪、美和爱的存在。诗意是人们灵魂的向往，情感是人们灵魂的驿站。林公自己的文字是对自己艺术的最好诠释：“人类为求知识的满足，所以有哲学之类的科目，为求意志的满足，所以有政治之类的方法；为求感情的充实，故于文哲政法之外，又有艺术。艺术，一方面创造者得以自满其情感之欲，一方面以其作品为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事情之助！艺术是感情的产物，有艺术而后感情得以安慰。”“艺术原本是人类思想情感的造型化,换句话，艺术是需要借外物之形，以寄存自我的，或说时代的思想与感情的，古人所谓心声心影即是。……艺术假使不借这些形体以为寄存思感之具，则人类的思维将不能借造型艺术以表现，或说所谓造型艺术将不成为造型艺术！”

至于林风眠先生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的结合进行了探索，在他的作品中传递出了诗意、力量、执着、纯真、倔强……见到了他的作品就如同见到了他的人，见到了他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艺术家足称伟大！

潘翁在艺术上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终生在中国特有的笔墨和传统中讨生活。潘天寿先生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天才画家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全才（诗、书、画、印）艺术家之一。

他以传统和造化为师，凭借兴趣和天赋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通过先生的大概经历可以很好证明：1、1903年，生母病故。是年夏，入村中私塾读书。文章日课之外，喜欢写字，热心于临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插图。2、1910年春，入县城正学小学读书，接受西式学校教育，课余喜爱书法、绘画、刻印。在县城纸铺购得《芥子园画谱》及数本名人法帖，成为他自学中国画和书法的启蒙教材，从此立志毕生从事中国画。3、1920年春，参加浙一师进步学潮。夏，毕业，回宁海下正学高小教书。工作之余刻苦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 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4、1921年，经常临摹民间古旧书画，钻研画论。作《紫藤明月》、《雪景八哥》等画……

他曾经遍学百家，吸收过许多大艺术家的优点。但他始终凸显着自己的个性，没有成为他人的影子。在这一点上，潘天寿先生“我之为我”的“天生艺术倔强”可与齐璜相提并论。（“齐白石的画让人感到亲切，潘天寿的画让人感到震动；一个洋溢着生活的情采和趣味，一个勃发着精神的张力和豪气。前者以自然流露为上，后者以刻意经营为工。在审美形态的存在序列中，它们并无高下之分，而只有美学性格的差异；观者爱好选择的区别，亦只是乐山乐水之分。”上述所引不知何人所说，我非常赞同。）他们都拥有着天生的化解力——既在孜孜不倦地吸收他人，又在固若金汤地捍卫自我。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曾书赠的偈语“学无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在潘天寿先生的艺术创作和探索中始终没有依附于他，步趋于他，这在美术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从青年到晚年，他有一以贯之的风貌和气象——以线为骨，以雄为宗。险峻、奇崛、壮美、博大，这是潘翁在他的笔下所传递出的最主要特征。花鸟、山水、人物等无不如此！

林风眠和潘天寿两位先生在艺术上都形成的独特艺术特征，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DNA”。DNA实乃人类构成之根本！根本者，舍其则物变，舍其则不辨你我。艺术亦有DNA，然较人类之DNA更为玄妙。九天居士尝言：“古今善画者，无不以造物为师。天地有所生，吾必有所画。天地无所生，吾心若驰往、情若寄托，当发诸笔端耳！岂可左右而顾。贤达无此佳构，吾断无有之机缘——若此者，内魂远离吾身。依附于他，步趋于他，徒具形骸何用？”意即你我的艺术如果没有自己的DNA，那么你我只能是其他人的影子与附庸而已。做个近似的比拟“如果把林风眠先生的艺术好比太极八卦，那么潘天寿先生的艺术则如同少林武功；或者说，前者是海顿那平静的、含有宗教式的超脱的协奏曲，后者是贝多芬那激昂的、富有英雄式的强劲的进行曲。

（五）从哲学上来探讨林潘艺术观各自合理性
 
文字表达的混沌性造成了“调和中西”、“拉开距离”这样不得已的强调之说。“调和中西”的背后（本质）理应是吸收，“拉开距离”的背后（本质）理应是独立。

吸收是为了促进某事物的更好发展，独立是为了保持某事物的主体不变。我曾经不止一次表达过如下的观点：在20世纪的中国书画家中，就艺术视野的广阔性、对艺术本质理解的深刻性而言，林风眠先生实在是罕有匹敌；而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坚守、发扬上，能如潘天寿先生者亦是凤毛麟角。林风眠和潘天寿两位先生所谓的“调和中西”、“拉开距离”艺术观在哲学意义上都分别具备各自的合理性：宇宙万物不离“一二”。一，共性；二，差异性。“一二”附着在万物身上，永不可离。如果说“一”证明了你我（包括东西方艺术在内的不同文化形态）的存在性，那么“二”则证明了你我（包括东西方艺术在内的不同文化形态）存在的唯一性。“调和中西”需要艺术创作主体对艺术本身（广义的艺术）有足够的认识，它强调了东西方艺术相互之间的通性（即所谓的“一”）“拉开距离”则需要艺术创作主体对“民族艺术”（狭义的艺术）有足够的认识，它强调了东西方艺术相互之间的各自独立性（即所谓的“二”）

另外补充一点：通常我们认为潘天寿先生的艺术在民族性上较林风眠先生的艺术要强一些。或者说，潘天寿先生在艺术上的“中国味”更凸显一些。这样的看法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尽然。如果把他们各自的艺术放到东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中来看，林风眠先生的艺术更符合东方文化的“特征”。解释如下：东方文化的核心是“一到二”（共性mutual差异，更强调宇宙间万物的关联统一。）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一比二”（共性separate差异，更强调画面中宇宙间万物的独立对比。）换言：东方文化强调的是宇宙万物主客相融的绝对“混沌”，西方文化强调的宇宙万物主客分离的相对“清晰”。再换言：东方文化强调的是万物都是“小宇宙”，同时又在绝对意义上与“大宇宙”“同处”；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万物都是“小宇宙”，同时又在相对意义上“大宇宙”“分居”。简而言之，林风眠先生的艺术具备强烈的“混沌”性，潘天寿先生的艺术具备突出的“清晰”性。

（六）东西方艺术统一性和独立性共存的必然

有人认为西方艺术趋向“写实”，东方艺术趋向“写意”、有人认为西方艺术趋向“抽象”，东方艺术趋向“具象”；略一查看，你我就会发现上述两者是矛盾的！但静心而想，又会觉得不无道理。事实上呢？中国的易学讲“象”与“数”，“象”与“数”大致等价与广大与精微。“象”与“数”的并存使得万物（包括艺术）呈现了无穷魅力。对于艺术（艺术家）的高低而言，东西方的“大师艺术”是可以呢喃对话、是可以同行并列的！他们的艺术和他们的人生无不是“写实”与“写意”、“抽象”与“具象”相融的产物。

东西方民族在文化传统、哲学观念、生活地域、人文环境、审美取向、逻辑思维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艺术存在的差异成为了一种必然存在。尽管“异”的存在不可避免，而“同”的存在更是自然而然：人类创造了人类的艺术——东西方艺术具有统一性也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东西方艺术统一性和独立性共存的必然在于人（创作主体）之为人的共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换言：东西方艺术家（或者拥有东西方思维的艺术家）分别在创造着各自的艺术，作为“同一物种”想拥有完全不同的艺术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综论：不同的艺术经历促使形成了不同艺术观点，进而呈现了不同的艺术风貌。林风眠和潘天寿为艺术而战，所谓的“调和中西”、“拉开距离”足以印证“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伟大论断。大艺术家只有层面之分，无需定一名二——林风眠和潘天寿两位先生在艺术上各有其擅，难分轩轾。林公如绵里藏针的太极宗师，其笔下流淌出静水流深的蕴藉诗意。潘翁若深居林泉的世外高僧挥动着嗡嗡做响的金刚杵，其腕下呈现出龙蛇竞走的别样奇崛。他们都对推动中国绘画的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年代越久远，世人越会发现他们艺术的伟大。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