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唯辛，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致公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生于新疆，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硕士。代表作《馕房》、《2005中国煤矿纪实—矿工肖像系列》、《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系列等。
记者：感谢您接受访谈。在博联社的博友中，您是体制内红人，不仅是官办院校的艺术家，还参与行政管理，但这并不妨碍您对时代和历史进行批判性思考，您是怎样处理这两方面矛盾的?
徐唯辛：我任教的学院以教授技艺为主，加上自硕士毕业后一直在艺术学院任教，长达二十年，有丰富的艺术教育经验，通过选举等程序，学校委托我暂时当个管理者。四年任期满后，如果不连任，仍然是个教师。这与一般行政体系不同，所以不是什么体制内红人。
记者：您认为艺术家应当过问社会和政治问题吗?
徐唯辛：应当过问。艺术家首先是个公民，社会和政治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
记者：按照一般的理解，学院里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唯上是求、工于权术、对师生实行强硬管控的;另一类是拥有健康的良知和理念，积极推动各项事务向普世价值靠拢的;还有一类是不愿介入纷争，只想做好本职工作，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您认为这种划分合理吗?如果合理，各类人大致占什么比例?
徐唯辛：您划分的差不多，不过还有一部分人只是在混日子，对自己的学术规划和本质工作都不负责。这算第四类。这主要归咎于目前僵化的人事制度，一旦进来，很难请出去。
记者：您经常去国内各处讲学，参加艺术活动，还到世界各地走访，对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有全面的了解。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徐唯辛：中国当代艺术上落后西方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还处在一个后农业社会的形态，现代文化启蒙的车轮并没有真正转动，可以说和西方文化不在同一个时代，所以很难类比。西方艺术已进入后现代时代，改革开放后，西方艺术思潮的涌入，极大影响了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但也不过三十年而已，大部分艺术家还在重复西方上世纪现代主义阶段的观念，更有许多艺术家在重复前苏联时期的艺术风格。不过，当代艺术在民族文化史的长河中，又有自己的价值。好的艺术，传达正确理念，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贡献，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中被记载，同时也会被世界文化史记载。这就是您后面提到了一个问题，走自己的道路，使用自己方法，汲取世界文化的优势，兼收并蓄，针对中国的文化语境创作文化艺术作品，同时，在世界文化中就有特殊的价值。
记者：在艺术领域倡导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必要吗?
徐唯辛：民族文化的整体复兴是基础，艺术不可能独自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实质上是启蒙运动的另外一种提法，当时是整个的欧洲文化都在变革和启蒙，艺术作为视觉文化，感性地表达了启蒙精神。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萨，那绝对不是因为画了一个漂亮女人而成为世界名作的，而是揭示了人性的美丽和人的尊严，这在中世纪诋毁人性的黑暗文化语境中，是极为可贵的，是具有前卫精神的，所以才伟大。艺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形象地呈现复兴精神，因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对此，艺术家应该有责任感。
记者：一个人首先不能背叛的，是自己的经历。艺术批评往往依据作品，考察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心理成因。您在自述中谈到，父亲曾在那场众所周知的社会悲剧中丧生。您表现摧残生命和人格的酸雨系列和文革系列，是不是都与早年的创伤有关?
徐唯辛：生父是五十年毕业的邮电专业大学生，因政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在被单位拘押过程中自尽。知道此事时我已12岁，不过，当时对我心灵的冲击并不大，因为他去世时我刚满月，听起来就像一个陌生人的事。加之同时发生的“文革”运动，目力所及之处，到处是批斗游行，打砸抢烧，满目疮痍。自杀的情况也很多，包括我同学的父亲以及邻居。那时的人不是麻木的，就是狂热的，对苦难已司空见惯。真正使我能够有对这一切包括生父丧生的现象有了审视能力的，是后来的阅读。书籍给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也给了我艺术创作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我家不是书香门第，继父只在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在军队里当过文化教员。5岁左右，继父开始教我识字。因为有时写错，还常被体罚，结果还真有效，没上小学就已经订阅了少年报，能够磕磕绊绊地读上面的小文章了。一年级时，已可以读很多东西。
上小学，正值文革“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阶段，学校停课，到处都在焚烧书籍古旧字画、打砸庙宇佛像。我家后院是个废品收购站站，以前里面堆着废铜烂铁，一夜间成了书山。院落围墙是西北的“干打擂”(用干土夯成)，常年失修，抬腿就可进入。于是，我常在小山一样的旧书堆里寻找自己喜欢的书。书籍像一个通往五彩斑斓大千世界的窗户，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阅读，如同黑暗中的星火，在特殊年代对心灵的慰藉是无与伦比的温暖。
就在我钻书堆里寻觅阅读快乐的时候，墙外文革运动如火入荼，焚烧旧书字画的烟云在天空中袅袅升起的情景，如今还清楚地印在脑海里。后来，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伴随我读书的，甚至是派系之间武斗的枪声。
直到1976年，严酷混乱的中国社会开始有了开放缓和的迹象，外国文学也开禁了。我也和大人们一起在新华书店门口露宿排队买书，朦胧间，就像参加一个神圣的仪式，兴奋得一夜无眠。记得买到的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和《红与黑》。
读书的内容开始是童话、民间故事、小说传记，再后来什么都读，非常杂。民间文学里像农村青年木匠雕出百鸟朝凤的床会飞一类的故事，使少年的我产生无限的遐想，后来有喜幻想的习惯，在作文课的时候，班里同学中就属我最会编故事。
大学期间，《世界文学》和《世界电影》每期必读。还做过导演梦。因为本人不是搞纯理论的料，黑格尔的《美学》读得十分困难，不喜欢。《变形记》、《光荣与梦想》也是那个时候读的。最近十年，小说已经不怎么读了，只看些传记和记实性的文字。印象最为深刻的有《顾准自述》和《顾准日记》等。
阅读成为少年时代快乐的来源，是启蒙老师，更是我学习绘画的主要原因。那时学校因为“停课闹革命”没有什么可学，但在心智的成长方面，我并没有耽误，甚至还早熟。初一就已经思考生与死这等问题了，那时班主任在学期末写评语的时候，总是批评我“思想复杂”。
绘画专业由于技术复杂，占用了画家的许多时间，而且对技巧的迷醉，许多画家落入了工匠的巢穴不能自拔。幸运的是我爱好阅读在先，学习绘画在后。书读得杂，加上不断迁移，地方也走得多，就像在头脑里从各个角度以阅历和思考来编制一个睿智悟性的网，到了中年，这个网逐渐开始收口，技巧以外的东西开始起作用，尽管绘画表达的能量有限，但有意无意中，作品逐渐由早期唯美的边疆风情转向了试图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思考，题材越来越广泛，处理的手段也更加多样，作品尺寸和场面也越来越大。从《馕房》(1987年首届中国油画优秀奖)、《酥油茶馆》、《圣地拉萨》到《酸雨》(九届全国美术展览铜奖)《过道系列》《龙年1976》《工棚》(十届全国美术展览银奖)和《核风景系列》，变化可谓不小，其中思考的轨迹十分明显。
2007年，我的作品《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问世了。这是个规模很大的作品，2007年发布时，中国社会的语境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谈文革还很忌讳，所以展出和出版都遇到了许多困难，迄今为止，这个作品的出版都是非正式的，作品展出也是在民营美术馆才得以进行。不过我深以为荣，因为，自觉的“边缘化”精神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
文革是中国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而且人们渴望历史真相。尤其是经历了最近的重庆事件，重新审视这个作品的力量，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是一般艺术家做不出来的作品，对社会进步是有意义的，其中包含着我的价值判断和对艺术方法的把握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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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