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春晓
胡适称“历史就像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时，很多人不以为然，并义愤填膺。为何?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神圣“事实”，不容“戏谑”。然而，胡适因此被责难，却很冤枉，因为，他根本没说过这句话。那些义愤填膺的人们，着实上了“事实”的当—他们愤然捍卫“历史作为真实”的教义时，他们认为“真实”的“敌人”却是虚构。“小姑娘”在胡适口中，并不指向“历史”，而指“实在”，是介绍实验主义哲学时打的比方：“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1于是，所有义正言辞批判胡适的人，在捍卫信仰的同时，却身陷充满悖论的陷阱—他们所反对的“观点”，恰是他们“反对行为”产生的基点。
因为胡适这个“小姑娘”，也是经过后人“装扮”才成为“批判”对象。其中，最著名的“装扮”是1955年冯友兰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的“战斗檄文”—《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中有论云：“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2自此，胡适成为“历史求真论”批判的靶心。当然，经此解释，有人又会义正言辞地为胡适“平反”，并将批判转向冯友兰，给他戴上一顶“栽赃嫁祸”的帽子。
“事实”果真如此?冯友兰的“栽赃”与胡适没有丝毫关系吗?情况并非如此“非黑即白”。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先验存在的真实，就可以将之置换胡适口中的“实在”，就可以将之理解为可以被装扮的小姑娘。就此而言，冯友兰的“发挥”绝非“栽赃”，而是“历史求真论”思想的合理演绎，抑或“描述”。他之所以如此发挥，也仅是因为和后来批判胡适的人一样，具有认知论的共同信仰—历史求真。至此，显然的悖论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是先验真实，胡适的话就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但胡适确实没有这种表述。
一个没有“被表述”的胡适，却成为显性的批判对象。原因何在?仅取决于以怎样的认知原则面对他。如此结果，恐怕是所有“栽赃”、“批判”胡适的人始料未及的“荒诞”。更有趣的还在于，一个诡异逻辑隐藏其后：首先，胡适并没有说过历史的装扮问题不能构成批判对象;其次，“栽赃”胡适的人，亦非空穴来风，而是自己认知论的合理推演;最后，“批判”胡适的人，要么面对没有“过错”的“批判对象”，要么面对被虚构的有着“过错”的“批判对象”。多么具有戏剧色彩的逻辑—“批判对象”并非“对象”本身，而是我们自己丈量的结果。正如用“历史求真论”去量，“没有说过的话”就合理地成为“批判对象”，因为这把尺子可以重新描述“胡适”。但是，当我们用自己的尺子重新表述“胡适”的时候，这把尺子还是不是我们原先认为的尺子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非身陷其中的人孰是孰非。应该说，这个充满纠结的争论中，所有人都没有错，因为他们的判断源于自身的认知逻辑，可以得到表述的合理推演。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导致我们如此纠结?
答案，不在判断结果，而在判断前提—我们认为历史是先验存在的真实，而历史学就是对于这种真实的揭示。只要出现这一前提，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批判”胡适的悖论，身陷纠结。而消解这一纠结的唯一通道在于：悬置历史的先验真实，承认历史仅作为描述状态的显现。
注释：
1、《实验主义》，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4号。
2、《胡适思想批判》第6辑，三联书店，195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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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