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格罗伊斯
刘韡 《万物》 装置 2011年
我想讨论一下我们对于在60、70年代艺术的了解和看法。当时艺术源于观念艺术的实践。我的重点将放在这些艺术对于现今有何影响，而不是观念艺术的历史或个人作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观念主义带来相当大的改变。观念艺术之后，在于我们再也看不到做为成品或个别展品展览的艺术，甚至是现成品的艺术。但这不意味着观念艺术或后观念艺术已经变得“非物质”。观念艺术家们已转移他们的重点，区别于以往静态、个别的物体，转向对于时间、空间两者之间崭新关系的表现方式。这种关系可以纯粹是空间性、符合逻辑且有政治倾向。也有可能是物体、文本、照片记录之间的关系，但也可能包含表演、突发性、电影和影像。以上提到这些通通都展示在相同的装置空间当中。
也就是说，观念艺术可以被归类于装置艺术的范畴：从一些只展示个别且彼此毫无关联的物体的展间，转变到一个奠基于所有展品之间关系的全面性展览空间。
我们可以说物品和事件在装置空间中被组织起来，就像单词和动词在句子中被组合起来一样。我们都了解“语言学转向”在观念艺术的崛起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维特根斯坦和法国结构主义对观念艺术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哲学的影响力，还有之后稍晚出现的所谓关于观念艺术的理论，都不能被缩减为视觉内容的文本材料的替代物品，也不能被缩减成借着论述而获得合法性的特定艺术作品。
装置空间本身再度被观念艺术家理解为像是一个传达特殊意义的句子，像是语言中模拟的方式。跟随在形式主义挂帅的时期之后，观念艺术崛起，艺术实践再度变得有意义且有沟通的空间。艺术又开始形成理论陈述，目的在于沟通实验性的经验、形成伦理及政治上的态度，以及陈述故事。因此，艺术不是开始使用语言，而是带着沟通或甚至教育的目的，艺术开始被当成语言般使用。
但是这种面对意义和沟通的新取向不代表艺术就多少变得非物质、或者其物质性失去了关联性，更有甚者是其媒介消融在信息之中。其实正好相反。所有的艺术都是物质的，而且只会是物质性的。“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家精确地打开了运用在艺术中的概念、计划、想法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宣称思考本身的物质特性。这些哲学家把思考理解为语言的操作与控制，并且还是完全的物质性：声音和视觉符号的结合。现今，观念艺术真正划时代的成就变得明朗：观念艺术展示着相等，或至少是图像与语言的平行关系、文字规则与事物规则、语言的语法以及视觉空间的语法。
当然，艺术一直都是沟通性质的。艺术沟通了外在世界的图像、艺术家的态度以及情绪、当时的特殊文化氛围、其本身的物质性和媒体性等等。然而，艺术的沟通功用在传统上却受限于其美学功能。过去的艺术主要根据美的标准、感官的愉悦以及审美的满足被评判，或者是根据特意的不愉悦和美感冲击。观念艺术在美学与反美学的二分法之上建立起自己的实践方式：超脱于感官愉悦与冲击。不过这不意味着观念艺术忽略形式的概念，而去格外关注于内容与意义。对于形式的反射也不全然说明这种克制就撒手放任内容的消除。我们可以谈论一个想法的优雅表述，但与此同时，我们精确地表示出此表述并协助这个想法，之后找到一个恰当且有说服力的语言学或视觉呈现。相反地，我们不会对一个聪明、抹去想法的表述产生美感，反而产生一种笨拙的印象。这就是为何观念艺术偏好清晰、严肃、极简的形式，这些形式更能对想法的沟通起作用。观念艺术对关于形式的问题有兴趣，但不是以传统的美学观点为出发点，而是从诗学以及修辞学的观点切入。
这样的转换其实是合理的。审美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观众。作为哲学传统和学院中的学科，美学与艺术相关，并且反映在观众对于艺术的观点上头，也可以说是反映在艺术消费者的观点上头。观众最期待从艺术上得到审美经验。自从康德以来，我们知道这种经验可以是美，或是崇高。这有可能是肉欲的愉悦经验。但也有可能是不愉快的反美学经验，比方看见一件艺术作品缺少它本该拥有的美学，而感到挫折的经验。或是一次理想化的视觉经验：带观众远离当下状态，进入美感的阈阀当中。
以不同方式来构想，有可能是合理的重新分配。借着展示特定物品和之前被隐藏或模糊的特定声音，来重新塑造观众对于视觉的术语。不过因为艺术的商业化已经埋下任何可能的理想化观点，事态也会是在这个基于压抑和剥削的社会当中，对于积极美感经验的不可能性做出展示。
的确，从美学的角度看来，艺术家是审美态度的供应者，包括那些故意要调整观众对美的感知力，甚至让观众受挫。美学看法的主题是主人，而艺术家是仆人。这仆人当然可以操控主人，就像黑格尔言之凿凿地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不过仆人依旧是仆人。这样的状况没多大改变，尤其当艺术家在公众面前之时。而不是在基督教会机制的赞助之下或传统专制力量下成为仆人。在更早的年代，艺术家有义务要提出“内容”。比如主题、动机、描述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宗教信仰或政治力量的命令。如今，艺术家需要将主题处理为大众品位。就像不久前基督教会和专制力量希望他们的信仰和兴趣能被艺术家们展现出来。所以，今天的民主大众想要从艺术表达中找到议题、话题、政治矛盾或社会的渴望。艺术的政治化被视为是对于那些据称艺术只需要拥有“美”的一种纯粹美感解药。不过实际上，艺术政治化可以轻易地与其美学作用产生连结，只要双方面都被从观众以及消费者的角度观看。格林伯格很久以前就表明，当艺术作品的内容被外界的权威规定，一位艺术家最有办法能展示他或她的掌控，以及品位。
从“我该做什么”这问题中解放出来，艺术家能专注于艺术纯粹且正式的一面，还有专注于“我该如何去做”这个问题之上。这表示“在特定内容变得迷人的状况下(或许是完全不吸引人，还很令人厌恶)，我该怎么做来吸引大众的美学感知力?”通常是这样的状况，然后艺术政治化变得完全受制于审美态度。最后，目标变成在一种把政治内容打包在美学上吸引人的形式里头。美学形式失去了其与任何真正政治约束的相关性，并因为直接的政治实践而遭摒弃。一旦达到目的，艺术作为政治宣传的功用就变得多余。
这只是众多例子之一，展示出为何审美态度在运用于艺术上时会变得问题重重。事实上审美态度并不需要艺术—甚至如果没有艺术的话，会运作得更好。这是一句老生常谈：所有的艺术在自然面前都会相形失色。根据审美经验，没有艺术作品能与一抹最普通的夕阳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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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