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
上一次刘小东出现于众人面前，是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最大的展厅。那是两年前的九月，他的油画展《金城小子》 开幕。那一天，刘小东衣着得体，笑容可掬，他拥抱了UCCA 当时的法国馆长，也拥抱了来看画展的他的家乡朋友—《金城小子》 的描绘对象。2012 年8 月，刘小东看上去比两年前老了一些，当然，也可能仅仅是疲劳，他刚用一个月时间在新疆和田的河岸上完成了三幅大型油画。> 新疆和田是著名的玉石产地，挖玉的多是当地维吾尔族人。和田气候暴戾，河岸上的沙尘暴刮得刘小东的颜料中全是沙粒。夕阳、河流、鹅卵石就用这些颜料一笔笔磨砺堆积而成，画里的每个人都有心事重重的眼睛。> 最后一幅画刘小东搬回乌鲁木齐的临时画室去画。这是作品即将展出的地方，某个展览馆。目前，此地更像个废弃的工厂，一间足有四个篮球场大的房间，空旷的水泥地面，天花板很高，砖墙上裸露着线头，四处散发出一股野蛮的气息。
刘小东的画立在房间正中，在近处逼视，画中只有散乱的线条，后退一点，再后退一点，和田的风席卷了过来，画中人用只有他们懂得的语言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而刺鼻的颜料味提醒着，这一切就是艺术。画室外的阳光刺得树木垂头丧气，蝉鸣如刑场上的枪响，无穷无尽。仿佛一种力量凝固于此，有些极为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刘小东坐在那幅半成品的正面抽烟。人物和场景已经勾出轮廓，颜料架和笔在等他。手边放着他拍下的参考照片，刘小东坐着，抽烟。然后他捻灭烟头站起来，拿起画笔。刘小东是当代中国最有名的油画家之一。他的正职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外出写生一般都安排在暑假。刘小东的故事与同时代的成名画家没有太多不同：“文革”后考上大学，1988 年美院毕业后在附中任教，那时候刘小东画自己，画恋人，画朋友，画来他画室逗留两个小时以上的人。九十年代初他的画开始卖出好价钱，随后越卖越好，也就是说，他红了。更官方的说法则是“以写实的表现手法成为‘新生代’的代表。”2007 年的北京保利秋季拍卖会上，刘小东的《三峡新移民》以2200 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当年刘小东对这个数字没有看法。后来，刘小东更早期的作品卖出过更高的价格，但已经与他无关了—早在几十年前他就把这些画出了手。
2012 年8 月，刘小东说他在和田碰到了很多画家，他们也画得蛮好的，他说， “可是他们的作品连在乌鲁木齐都没有展出过，他们没有机会给别人看”。刘小东没有什么好主意给他们。“你喜欢了你就愿打愿挨吧，艺术是一个特殊受虐人群从事的工作。这个世界，作品给别人看需要很多条件，全国美展的名额早就被艺术院校、新疆乌鲁木齐的美协人员拿走了，不可能轮到和田这样一个小地方。认清这一点就一辈子别给人看，不给人看更牛逼一点。我如果是这样的人，这辈子我就自己画，喝点小酒，有俩朋友，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坚决不搞艺术了。”刘小东从小喜欢画画。他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十八岁那年刘小东认定自己“是个人物”—跟当时所有的美院附中学生一样。他说他是用后面几十年的时间说服别人：“我是个人物。”现在刘小东每天作画2 到5 个小时，看他画画的人有记者、拍摄纪录片的工作人员、美院的学生，还有当地的宣传部官员。他们叫他“大画家”，刘小东挥笔时，他们不敢出声， “只用眼睛惊叫”。晚上刘小东喝红酒，从冰箱里拿出来。冰箱是他随身带到新疆的。喝到半醉后他睡觉，拉紧窗帘，关闭所有的灯。只有在绝对的黑暗中，他才能够睡着。刘小东的画站在废工厂般的展览馆里，还没有被签上名字。画里人在绝对的黑暗中睁着眼睛。“如果你的画始终都没卖出过高价，你始终就是一个底层的艺术家，你还相信自己吗？”—对于这个问题，刘小东回答：“ 我不能假设这种命运。”
Q&A 周裕隆 × 刘小东
周裕隆 / 摄影师 1978 年生于黑龙江， DTMPHOTO摄影工作室创始人。
周裕隆：你是怎样开始画画的？
刘小东：小时候就是参加美术组和文艺宣传队。一九七几年还批林批孔，我画漫画，东郭先生，农夫和蛇的故事，或者临摹样板戏的广告画。后来跟电影院的一个美工学画，帮他画电影海报，真是挺锻炼人，拿着大笔在那儿瞎耍。我舅舅是画画的，上中学以后，我为了学画去他家呆了一年，回金城后就明显飞跃。1978 年鲁迅美术学院最早恢复附中招生，我那年15 岁，没考上。也没觉得能考上，那太难了，我们一个小乡下。1980 年中央美院附中招生，题目是难忘的灯光之类，当时我画的是素描，透过窗户，周恩来的剪影——那时候创作都是这个思路，我还准备了一个毛主席视察西瓜地。最后美院附中我考上了。那个时候，招生制度有它的人性的一面，招生老师看每个学生怎么画，看他对艺术的毅力，老师就有决定权。我中途得病了，打着点滴去考试，估计把老师感动了。
周裕隆：第一次到北京什么感觉？
刘小东：第一次来北京觉得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那时城市都以火车站做地标，我印象里，东北所有的城市，主要的地方都在火车站以南。我坐一宿火车，一大早到了北京，一出站往北走，方向就是乱的。而且当时我觉得北京没有沈阳大，北京那时候没有高楼，门都是木头的，像农村。那会儿我还没有“胡同”的概念。
周裕隆：上了美院是什么感觉？觉得自己是艺术青年了吗？
刘小东：天之骄子，非常自我贵族化。美院附中招生少，又跟皇家美院的子弟学校似的，虽然每年都去农村下乡，但是极其骄傲，根本看不上别的学校的学生。一个人很难超脱小环境的影响，我那时候也那样，觉得自己就是艺术家，而且一毕业就是大师了。结果一毕业，连老师都没当上—大学老师当不了，最后变成中学老师，这才有点傻。其实，艺术家是自我催眠能力最强的一种人。18 岁我就认定自己是一个大艺术家，早早就把自己催眠了，然后通过80 年的努力，用所有的积累让别人相信。如果艺术家不相信这一点，他也坚持不下来。
周裕隆：毕业后想过回家乡吗？
刘小东：回不去吧，谁回得去？都已经娇惯成那德行了。北京，它会把你锻炼成一个六亲不认的人，你不愿意有那种乡里乡亲的味道。在北京生活就是去地方色彩的一种生活，任何有地方色彩的东西都不喜欢，包括自己的家乡，你恨不得离它远远的，一旦老家有人带着浓厚的地方气息扑面而来，一片灰土，那种热情让你接纳不住。我每年也回家乡，在老家和他们在一起，但在北京换一个环境就不太舒服。一个农村人到城市，都是带着委屈的心情来的，稍有一点走路不慎，被人瞟一眼都是不愉快的。画《金城小子》是多少年之后的事了，慢慢长大了，就会觉得无所谓了。现在的孩子也是这样，青春期都是这样，去掉自己的固有色彩，再融入国际化的洪流里。
得人生，大部分时间非常无聊，年龄越大越无聊，那种无聊是难以言表。每天都是这样。如果这一段时间在创作，虽然大部分时间是无聊的，但是每天还有二个小时，我可以忘了所有的事情，一笔一笔去衔接，画得很专注，画完一身汗，很舒服，然后奖赏自己，颓废一下，喝个半醉，睡觉。每天能够有这样充实的二个小时已经非常奢侈了。
周裕隆：你如何看待艺术家和作品的关系？艺术家一定要塑造鲜明的个人特征吗？
刘小东：所有的成功艺术家都要有个人风格—这是艺术最大的误导。在艺术家没有署名权的年代，艺术没有个人，个人全部奉献给艺术作品了。艺术家署名从哪一天开始我不知道，中国来讲应该从宋代或者唐代开始，外国是从中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开始。在画上签名是商业属性，一签名证明你的东西有定价，签了名就值钱了。在之前艺术家有点像工匠，几个人合作一张画，那画看着很纯，每个部位画得都很好，可是署名之后，个人的肩膀一下重了，人物、头、手和风景都得一个人画。后来发展发展，光画好这样也不行，还得画好自己的头、自己的手、自己的风景，又有立体派，这个派那个派，真讨厌，都要开门立宗，都要原创，原创在女娲时代母系氏族社会都创好了，这些原创跟女娲时期怎么比？这些都是误导，都是人类商业社会为了生存的误导，但是靠个人的力量是扭转不了这种乾坤的，我刘小东也得署名，也得有自己的风格，我只是把自己的风格拓延而已，我不愿意那么早就有那么强的风格，这是很操蛋的一件事，但没有办法，艺术就是这样子，我意识到也没有用，早晚是这个坑里的萝卜，我就是这坑里的萝卜，我现在还在奋力地往上跳。这跟自己对人类历史的感悟有关，和对商业社会的理解判断有关，和对商业的欲望也有关。艺术家说深了是哲学家，说浅了是演员，演员就需要台上一亮相，底下鼓掌，这演员这一辈子舒服，底下那么多人知道我。艺术家画一辈子人家记不住名字也特别惨，自觉是一名角，一上台，观众都等着你下去呢。作品更重要，还是艺术家更重要，就得看你要怎么选择你的人生。
周裕隆：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时代在进步，艺术呢？这个时代对它有怎样的影响？
刘小东：艺术本来没有什么进步退步之说，掌握这个时代，把这个时代利用好，把特殊才能发挥出来，什么时代都一样。政治时代是不平等的，商业时代有它的优势，至少它是平等的。如果大家都不信任货币，不相信一张纸能换来那么多东西，我们这个世界还能靠什么？我们树立不起来另外一个媒介去衡量、去交换。商业时代有它的公平，但是也有极其残忍的一面。
周裕隆：你对文化艺术领域内的抱团现象怎么看？
刘小东：抱团其实是一个弱势的表现，是地方主义的一个事情，在北京混长了你都不愿意有地方色彩，因为北京对什么东西都是傲视，尤其傲视群雄，你不能成雄，你也不能成山头，你一成这个城市就瞧不起你。我觉得北京最骄傲的城市文化，就是它瞧不上有山头的人—连老百姓都瞧不上，“你牛什么？”老百姓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不抱团跟这个城市的文化有关。有人问我写生怎么不带学生来，我说那样就是要抱山头，不好，你不能影响年轻人的选择，让他自由选择，他的选择跟我越不一样我越高兴，这说明他占领了另外一个领地。人应该向狼学习，长大了就去别的山坡找吃的，不能老在一个山坡上，我没有本事，所以我在这个小坡上，年轻人应该找更多的领地，也没必要当头，做好自己就好了。你感染别人，启发别人，让别人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是最好的。
周裕隆：作为60年代生人，你认为这代人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你怎样看70、80 年代生人？
刘小东：我们一代人最幸运的是不怕穷困，因为我们从小那么穷还觉得很快乐，挣一点是白得的，不挣也没什么，所以我们不怕商业社会，我们从小就不喜欢商业，我们成长的那个社会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到今天这一拨人，我觉得还是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多给点钱也不拒绝，也学会了油滑，也不拒绝商业，学会了一些规范以后也能跟着运转。我们是在浓厚的政治背景下长大的，我们特别害怕政治迫害，我们是说话最严谨的一代，敢闹革命的就是那几个。60 年代生人我觉得心理素质蛮强的，像我不买房没什么，我租房子住也行，可是新一代不一样了。80 后说是在多元价值观中长大的，其实非常单一，他们非常害怕失去商业上的保障，像我的一些学生，男孩没一个房子真挺难娶媳妇儿的。现在商业的影响力太大，整个社会往往关注商业上成功的人。学生一毕业，跟哪个画廊签约了，哪个博览会卖得不错，马上就有人盯住他，然后这一拨人就以他为主起来了。我们那个时代不是没有商业的介入，而是，那还是个轻商的时代，艺术跟商业挂钩是很无耻的—现在不是无耻的，而是光荣的，这是最大的不同。80 后这一拨孩子，机会比我们那时候要多，但是成功率没有我们那时候高。我们那时候10 个学生毕业后有8 个还能从事这个工作，现在可能有100 个毕业生，但是不会有80 个还从事这个工作。成功的绝对数额多，但百分比低。至于70 年代生人，有点像一家人里的老二，受夹板气。不像80 后，还有那么牛逼哄哄的几天，90后一出来，80 后这个模式好像过去了—但70后连牛逼哄哄的几天都没有，他们是“文革”后的尾巴，上一代压着，自己还没有成熟，等成熟了80 后又靠另一种方式登台了。
周裕隆：你怎样看待你的下一代？
刘小东：我女儿纯90 后，我不想让她学艺术，从小什么业余爱好都给她报，想分散她精力，让她学别的，我喜欢的都是体育项目，柔道、跆拳道、乒乓球、钢琴、黑管、滑冰、滑雪，文化课都不让她学，让她学体育，有一个好身体以后会有一个好心情。然后她还是想搞艺术，她说，我学艺术我也不走你们的教育路线，我要去美国学习。她去哪儿我都支持，除了要考中央美院。当然她也不想考，她本质上是非常有动物性的一个人，这很好。她的青春，有她自己的选择，只要保持动物性，人就有正确的选择。
周裕隆：你说的动物性具体指什么？
刘小东：动物性其实就是混合一体的理性和感性。比如到一块地方，知道能不能找到吃的，能不能当上老大，是不是需要换地儿，这就是动物性。这块地儿不行，还在使劲努力，那是人性。这种感受力很综合，是内心感性的加在一块儿的判断，我还在尽力保持。
周裕隆：你最想教给学生的是什么？
刘小东：平常心。就是想告诉学生，搞艺术是你偶然选择的职业，不要以为你天生就是这块料。这话我也得时常告诫自己，要不我早就疯了，必须告诫自己有这个理性的平常心，当然感性都是控制不住的，但是理性上要有这个认识：不成功是必然的。有这个思想准备，成功一点不至于一下就疯掉了，失败了也不至于哭爹喊妈的，整天抱怨。
周裕隆：对60 年代这个群体，你有一个集体性的认同感吗？
刘小东：我不愿意认同这种集体感，我认为认同一个集体就摧残了这个集体，让他去个体吧。对一代人我不愿意做总结，而且也不愿意只和60年代的人玩，或者是只觉得60 年代的人牛逼。我还是那个心情，就是北京文化训练出来的人，不看扎堆，还是看你个人，有时候内心会小小地崇拜你个人的力量，而不崇拜团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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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