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护士照片（上）与委拉斯凯茨作品《教宗因诺森十世》的照片（中）均来自培根工作室，艺术家将各种残破、扭曲的形象进行结合，创作出《尖叫的教皇》（下）等作品。
培根的创作体现了他对于整部西方文明史的消化吸收。佩皮亚特曾于艺术家晚年1987年和1989年对培根进行过两次访谈，这时的培根开始与人分享自己创作的来源，他谈及古希腊戏剧与法国文学，洛尔迦的诗作与布努埃尔的电影。培根的作品同样启发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秘鲁作家略萨。文化界的声音和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了互文的关系。
弗兰西斯·培根绘画的时候会谈及很多事情。生与死、爱与艺术，都是他热衷的主题。他在谈论创作的时候会斟字酌句，追求精进。这对他来说既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又是一场游戏。“谈论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会这么问，把双手夸张地叉在胸前，“如果我们都不能把话说得更清晰准确？”他谈论艺术的时候仿佛受到了天启，仿佛不断地推进这些定义就可以企及无懈可击的真理。
培根关于创作最著名的说法或许是希望作品“看起来像人刚刚经过，就像蜗牛留下黏液一样留下存在的痕迹”，他同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莫奈画落日一样画出一张嘴。
在我们悠长的友谊中，培根与我无所不谈，但我们总共做过三次正式的访问。尽管培根非常健谈，但他并不喜欢有序的对话，随着他年龄渐长，他对于出版物上关于自己的描述更为谨慎。
我们的交谈通常始于惠勒饭店，经过饮酒俱乐部，在晚饭的餐桌上持续，然后在更多俱乐部、赌场中穿插着只字片语。整个过程通常持续15个小时，在这场从酒吧到饭馆的漫长“奥德赛”中，培根的个性逐渐浮现。我从不随身携带录音设备，因为我知道“在录音”的状态会让培根感觉烦躁，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将当晚最重要的谈话内容在醉意将我完全淹没之前记录下来。
培根热爱法国文学，拉辛、圣桑、波德莱尔，还有普鲁斯特，都是他的最爱。他最欣赏的是他们分析人类激情和行为的能力，他也尝试运用同样的优雅与简洁对生命做出精确的表达。
洛尔迦引发的三联画
佩皮亚特：你有一件三联画作品是关于斗牛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培根：关于这个主题我想了一阵子了。它基于洛尔迦一首著名的诗作《在下午五点钟》。这首诗很长也很优美，讲述他的朋友在一次斗牛中亡故。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斗牛了——一辈子就看过三四次——但你只要看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
佩皮亚特：所以你会不断追溯过去？
培根：它让我回顾到非常久远的时代——回到古希腊的迈锡尼，当时人们有一种运动，就是跳过牛角。当然，它们是非常不同的事情，但是，由此，你能够感受到洛尔迦的诗作能激发一些东西。
佩皮亚特：因为它是关于死亡的吗？
培根：当然。但这是阳光下的死亡，这一意象可以让我想到很多。我甚至怀疑绘画能否表达洛尔迦的分毫，但这是一个起点。
佩皮亚特：你觉得文字比图像更能激发你的灵感吗？
培根：不一定，但通常是这样。伟大的诗人本身就很引人注目，它们不一定要引出图像，文字本身就已经很激动人心了。
佩皮亚特：德加谈及艺术时曾提到，一幅完善的作品就像“完美的罪行”。我猜这是否意味着隐藏你的线索？
培根：我爱德加。我觉得他的粉笔画是最伟大的，特别是他的裸体画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德加的粉笔画比他的油画更棒。但他的作品本身已经很完整了，所以没有很强的引发联想的能量。
对我来说，凡·高说过的一段话更接近艺术的本质，这段话记录在他的书信中，我只记得大意。“我所创作的也许是一个谎言，”他说，“但它更精确地传达了真相。”归根结底，所谓“现实主义”画家并不一定最好地呈现真相。我前几天在伦敦一个展览看到莫奈的一幅非凡的作品，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甚至图片也没见过。他画的是泰晤士河，但你第一眼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一切都被海鸥所遮盖。这幅画非常独出心裁，但又那么真实——泰晤士河上飘着海鸥雾。
所谓真实，在我看来，根植于绘画产生的具体方式中，我也同样希望将这种真实加诸于我所描绘的人物肖像中。
佩皮亚特：就像把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
培根：就像把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这跟超现实主义不一样，超现实主义将两样已有的东西进行结合。而这儿的东西还没有，它们将会被创造。
佩皮亚特：我的意思是，首先是这个人的样貌，其次是对这个人的感觉？
培根：我不知道这跟别人的感觉是否有关。这首先是你自己内心的感觉。两种非图像化的东西碰撞在一块儿，最后形成了某种样子。但我们依然只能用言语去进行大致的描述。我觉得谈论绘画常常只及皮毛。如果你看看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它的语言都是直截了当、充满张力的。而今，我们只能用资产阶级乏味而含糊的方式来谈论事情。
佩皮亚特：那毕竟是戏剧。也许希腊人也比我们更直接。也许对我们来说，生命的真相隐藏得更为深入，受到更多束缚。
培根：《俄瑞斯忒斯》中每一件事情都更加有趣。卡珊德拉说：“人血的恶臭正向我微笑。”你怎么把它画成一幅画？我不知道这怎么称呼，或许类似于“语言的非凡图像”。
有趣，有说服力，
但还不是震惊
佩皮亚特：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真正感到震撼？你喜欢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叶芝、艾略特……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新闻照片之类，是否也会震撼你？
培根：我不觉得摄影会让我震撼，或者说，这种事很少发生。
佩皮亚特：你以前爱看照片，现在还看相关书籍吗？
培根：不看了。达利和布努埃尔的《一条安达鲁狗》中也许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电影中有趣的东西在摄影中未必成立。切眼球很有趣，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尽管这类令人震惊的图像被使用太多次，就会逐渐失去其效力。
佩皮亚特：那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感到震动呢？你是否也因为见多识广而变得冷漠了？
培根：我不怎么觉得。但确实而今能够让人震惊的东西不多了。现在很多创造物都是为了出售而诞生，这类东西只是安慰剂。他们的“震惊”程度被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让人们既想看又不会反感，这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佩皮亚特：你后来曾经遇到过像爱森斯坦电影中的护士尖叫那样令你印象深刻的图景吗？
培根：爱森斯坦是一位艺术家，整出电影都可以视为艺术作品。这只是一个事例，事实上有很多东西都很令人印象深刻。
佩皮亚特：我认为一个人会对某些事情感兴趣，会被说服，但未必会从心灵上感到震惊。我们逐渐开始习惯一些暴力的画面，比如战争。
培根：它们确实很暴力，但还不够。叶芝的《基督再临》最后几句尤为骇人，这首诗写于1920年，而今看来很有预见性。“何来猛兽，时限终于到期，正蹒跚而向伯利恒，等待诞生？”这比任何表现战争的绘画更有力量。因为其预见性，因而带来更大的震撼。
艺术的激动人心，他们视而不见
佩皮亚特：当代艺术中没有什么令你感兴趣的吗？
培根：没有那么多。我想，弗兰克·奥尔巴赫是一位卓越的画家，我非常喜欢卢西安·弗洛伊德的新作品。我也很喜欢卢西安的早年肖像，比如1952年他为我画的头像——我这么说不是因为那是画我的。但要说到这个世纪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得回溯到毕加索。我对他晚期的作品不以为然，尽管很多人认为那是他最好的作品。我感兴趣的是192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早期，迪纳尔的海滩景象中，那些扭曲的人体对我来说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因为它传达了在海滩上那种真切感受。那些图像对我来说是无穷无尽的源泉。就像斗牛，你看见一次，终生难忘。
佩皮亚特：你与伦敦当地艺术家有紧密的联系和交流，你、卢西安·弗洛伊德、迈克尔·安德鲁斯、弗兰克·奥尔巴赫、里昂·科索夫、罗恩·基塔依，对于“伦敦画派”，你是一个重要的领军者。
培根：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相当松散，对我而言，这称不上什么画派。或许，我们只是六个具象画家而已。每个时代都有具象画家，即便抽象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也一样。贾科梅蒂、巴尔蒂斯、毕加索……实际上，最有趣的画家都是具象的。只有美国人才会真正尝试抽象主义。
佩皮亚特：谈到奥尔巴赫和科索夫，我认为他们钟情于一些别人不屑的东西。
培根：我不同意。当我第一次看到奥尔巴赫的作品，我觉得既新颖又令人激动。他们是非凡的天才，即便当下他们的作品很难找到买家。我常常怀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欣赏绘画。他们追逐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即便那些作品已经画得没那么好了。但如果艺术界出现这般激动人心的东西，他们却总是视而不见。
（朱洁树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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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