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美术馆
回顾黄永砯的成长史,“造反”的端倪从大学就开始了,毕业创作他就直接拿着工业喷枪和喷漆而不是画笔来搞创作。他后来回顾大学生涯,说是4年学的东西,用了10年的时间才呕吐干净。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厦门一所中学做老师,在1980年代中期发起了“厦门达达”艺术团体,这是1980年代美术最极端最叛逆的美术运动群体,最著名的行动是在一次展览之后把所有的作品一把火烧掉了,黄永砯在焚烧的现场,用石灰在地上写上口号:“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当然,黄本人不是这话的彻底实践者,否则世上现在没有作为艺术家的黄永砯了。这一切似乎事出偶然,对黄来说却难说不是精心筹划。多年之后谈往事,黄永砯提到,当别的艺术家想要在地上画个太极图案的时候,他当时并不赞同,认为这样会改变行动的意义。
对艺术体制的反抗曾经让美术馆成为黄永砯直接“攻击”的对象,他和几位其他艺术家曾经被批准在福建省美术馆展出一个作品,但到展览前却突然改变展览计划,他率领参展艺术家把博物馆外的各种材料和废弃物放进展览空间,因此展览刚开始一个半小时即被封闭。因此,当1989年黄永砯去巴黎参加“大地魔术师”的展览,并选择留下的时候,也许令福建的一些美术界人士感到喜悦——一个让人头疼的“捣乱分子”终于离开了。
黄永砯认为法国给了他一个新的语境,尽管开始语言不通,到今天语言可能依然是个障碍,但“一切障碍都不影响交流”。法国生活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官方身份,他不再是中学里的“黄老师”,而是作为艺术家和一些西方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在一起工作。他制作作品的空间也陡然增大,在制作一个有关“山火”的装置时,他把整座山都作为作品使用的场地。
黄永砯的很多作品继续挑战美术馆,1992年在美国卡内基双年展上,黄永砯选择了把美术馆图书馆的两排书架全部放上用艺术杂志和艺术书籍洗成的纸浆,把洗的纸浆每一格用有机玻璃密封起来,但是不到一个礼拜,它的臭味就出来了,作品只好被撤。
同年在意大利,他把400公斤的大米煮成饭放在美术馆大厅里,这些饭煮了一个星期,后面的还在冒热气,前面的已经慢慢霉掉、臭掉,他认为这个东西象征着美术馆作为一个消化系统,是并没有能力去消化艺术的。这个展览被命名为《不可消化之物》。
黄永砯一再强调美术馆是坟墓,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美术评论家、策展人费大为曾经问他,“你为什么不把你焚烧作品的照片、录像和文字全烧掉呢?”黄永砯给出了一个不是太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果连照片都没有了,谁会来相信你呢?”
费大为认为,黄永砯的这种矛盾也可以用禅宗来进行比较,两者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语言是不能被传达的,语言是没有用的。但是禅宗,光是《五灯会元》就有20卷,口罗哩口罗嗦讲的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相信文字”。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讲座上,费大为对大家说,理解黄永砯的要点就是:“千万不要相信黄永砯。”黄永砯知道了这话,表现得非常高兴。
《周易》和蝗虫
黄永砯曾经说自己的文化策略是“以东打西,以西打东”。
《周易》也作为一种日渐娴熟的东方意味浓郁的工具,进入到他的作品中。在“八五新潮”的时候,黄永砯曾经用转盘来进行绘画创作,由每次旋转的偶然结果来决定选取什么样的颜色,用什么样的笔触。到了法国之后,黄永砯更多地以《易经》占卜来作为他自身经验、知识之外的一个依据来进行创作,同时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和西方创造一种距离。
但占卜往往是一个模糊的答案,如何解释和实施则是艺术家的事。第一次洗《中国艺术史》和《西方艺术史》其实就是根据转盘的“指示”完成的,因为那里面有一个条目叫“潮湿的手段”,黄永砯于是选择用洗衣机洗书。《不可消化之物》也听从了《易经》占卜结果,这个结果说需要关注有关“消化”的问题,但黄永砯把“消化”实践为煮熟的米饭。
作为移民到西方的中国人,文化差异和身份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所关心的问题,昆虫第一次被引入到黄永砯作品就是为了要表达移民问题。他1993年在牛津现代博物馆中制作的《黄祸》,使用了大量的蝗虫,密密麻麻的蝗虫和5只蝎子关在一起,蝎子当然吃蝗虫,但庞大的蝗虫数量给蝎子带来了压力——或者是给观者的心理产生了压力。这是对数量巨大的中国移民的隐喻,侯瀚如认为中国移民“自殖民时代以来一直被视为西方世界中灾难性的入侵者,实际上却是西方扩张和对非西方世界进行剥削的牺牲品”。
从找到了动物作为语言开始,周易开始慢慢淡出黄永砯的直接创作,直到1995年在《占卜者之屋》里,黄永砯彻底以对易经占卜工具的解构封闭了这条道路,可以算命的轮盘被拆卸,《易经》被搅成纸浆。而动物作为语言在1993-1996年之间持续发展,到“大逆不道”的《世界剧场》之后,黄永砯便放弃了这种语言。“这件作品已经达到了这个材料的一个最大的限度,不可能再往下走了。”黄永砯说。
但黄永砯也说他的创作十几条线在同时走,有时候互相会重叠,有时候一个线索可能看起来渐行渐远,好像已经停了,但有时候又冒出来。
黄永砯让人吃惊之处,在于他往往用极为巧妙的方式来处理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或大的文化主题。1997年,在为伦敦坎普登艺术中心制作的一个新作品中,黄永砯根据英国对香港统治的即将终结作了一个作品,他放大复制了三个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瓷碗,上面画着在中国境内的西方租界的中式风景画,里面装满了从当地超市买来的食品和饮料,有效期都是1997年7月1日。
本次尤伦斯中心的展览中有两根旋转的纸塔,这两个塔被命名为《双卷风》,其实暗喻了“9·11”被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塔的想法取材于藏传佛教转经筒中佛经的形状,只是从中心处以螺旋状抽了上来。一塔书写藏文经文,一塔为阿拉伯文《古兰经》的片段,这些经文让人联想到《圣经》中对巴别塔这种象征着人类不可沟通的记述。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