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才了解尤伦斯是比利时的贵族，家族产业和资本雄厚，”W先生并不讳谈早年这段比较传奇性的经历，“不过其主业并不在此，而在风投等领域。”他记得最早尤伦斯是买中国古董的，入手最多的是些陶人、铜马之类的，在遇到W之前也曾经买了四五件张大千等人的小品;直到请W做顾问之后，尤伦斯也还是从当时低价位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入手，如后来在2010春拍50万元成交而被称为大漏的傅抱石《泛舟图》当时就是两千美元买的。

出现转折是1987年，与两件巨迹失之交臂之后。“一件是仇英的青绿山水，高头大卷，后有文徵明的长题，博物馆级的作品，非常漂亮，估价只有五到六万美元，我给的预算是25万美元，但最后只举到落槌前一口，没买到。”时至今日，W先生仍有些遗憾。随后，消息传出，原来是台湾著名书画研究学者F先生替美国弗利尔博物馆买的。另一件是元代颜辉的《钟馗嫁妹》轴，也是举到落槌前一口，后来得知是大古董商拉里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的，并在一星期后举办了展览。

“尤伦斯的兴趣一下上来了，”W先生称，“似乎他觉得这顾问眼光不错，就是预算保守了一些。”此后，在尤伦斯的全权委托下，前后数年间，W先生几乎悉数买进了出现在拍卖场上最顶尖的古代书画作品，如花50万美元购进宋曾巩的《局事帖》、近60万美元购进吴彬《十八应真图卷》及《江山胜览图》。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2002年，W先生帮尤伦斯以2530万元竞得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2004年，又以230万港元竞得仇英《春江图》，此件后来在北京保利2010秋拍以3360万元人民币成交。

“尤伦斯的成功与这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信任有很大关系。”W先生说。此外，慧眼识“机”显然也是尤伦斯中国艺术帝国能成型的重要原因。“他能选择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大量购进中国顶级书画艺术品，而不是跟风买印象派、现代派大师，的确具备别人没有的了不起的眼光。”

不过，要把这个囊括了中国最顶级艺术品的艺术仓库建造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帝国，除了慧眼识人、慧眼识“机”之外，还需慧眼识“师”——作为终端整合的建筑师、打磨师和雕刻师。看似偶然而实具必然的是，北京保利成为尤伦斯艺术帝国最重要和最顶级的建筑师、雕琢师，只是这个过程似乎比较有戏剧性。据悉，早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蔓延之后，尤伦斯的兴趣发生转移，已经有意要出手一批中国书画，其中以古代书画为多，包括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当时，世界两大拍卖行及内地最大的一家拍卖行都在密切联系和接洽之列，而成立不过区区四年的北京保利则完全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佳士得和蘇富比都给了报价，”接受尤伦斯全权委托、具体操办此事的W先生回忆称，“但佳士得当时主管这事的J先生直飞日内瓦后，给出的报价过于保守。”而蘇富比的兴趣似乎在器物方面更多些，在古代书画领域并非最专业的。而国内一家著名的拍卖行在专门为此事临时集合召开的会议后称：“市场不看好。”

因为一个偶然的关系，北京保利拍卖成为继续接洽的对象。“因为当时那批作品里有陈逸飞，因此随后我咨询了一个在保利做油画的朋友C，他说是不是可以问一下保利，结果不过四十分钟，他们的回馈过来了，两个字，‘可以’，他们决定接下来。”W先生说。

其后的结果就如大家所见，随着尤伦斯的中国艺术帝国的分批释放，整个中国书画艺术市场也被相应推上了一个个新的台阶，进入一个极为高速和稳定发展的生机勃勃的市场周期，同时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内地拍卖市场的格局。

【编辑：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