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树《谁在拍卖中国》 第四章 流亡帝国的自豪与困惑
“拍场老千”与天价做局
其实圈内人都知道，拍卖行勾结卖家为某一类拍品虚开天价“做标”，引诱更多的买家上杆子跟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苏富比和佳士得就因为经营此道在美国深陷“官司门”。可是，尽管这样做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但由于拍卖行与卖家的相关利益过于紧密，故他们精心策划和运作的各种“局”，一般情况下很难被外界知晓与揭露。记者曾接触过三位拍场老手，他们的自身经历或所见所闻让我震惊。
第一位是10几年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拍场老千”金先生，他回北京探亲时在一个朋友家碰上我。刚开始接触时我发现他话语不多，非常谨慎，要想从他嘴里套出些有用的东西相当困难。有一次我的朋友请金先生吃饭，刻意安排了金先生年轻时候的一位相好作陪，也许是旧情难忘，也有可能是他想在昔日女友面前表现自己的非凡经历，金先生多喝了几杯酒，终于一反常态地打开了话匣子。
“……刚开始去香港我还是喜欢赌，只要手里有几个钱就去澳门碰运气，没两年就把舅舅留给我的遗产输光了，接着我又开始变卖舅舅生前收藏的古董。你们知道的，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搞过收藏，对那个行当还懂得一些。有一回，我送了一只乾隆款的玉笔筒去一家外国拍卖公司托卖，有人告诉我，要想让拍品卖出好价，还是要有那些对中国古董似懂非懂的洋人出价，他们更舍得掏大钱。而要让洋人出手，又得要有中国人先起哄，因为那些洋人对中国古董的价值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那就是有没有中国人加入竞买，参入竞买的中国人越多，价格出得越高，他们就越发觉得这件东西一定有收藏价值或市场价值，便会冷不丁地从半路杀出。那些洋人一旦喊价，就不会轻易放弃，就像我们钓鱼时看到的那种情景，有些鱼儿一旦上钩，不被人钓上来决不会吐钩。
“于是，我请了两个朋友帮忙做局，交付押金，领了两个号，去现场参加竞买。上拍那天，我那只乾隆玉笔筒刚开始没人真正举牌出价，只有我的两个朋友按照商量好的价位相互竞价，当叫到1500万港币的时候，大鱼终于出现了，一个英国人举牌，开口价就在前一位叫价的基础上直接加30万。这以后，两个朋友轮流看我的眼神出牌，一直将价格抬高到500万港币，然后撒手，将最后一棒留给了那位傻大个子英国人。
“一周后，我去拍卖行办理领款的相关手续，被他们一位高级主管请进了办公室。那位主管是个台湾人，见面就对我说：‘金先生，你好厉害呀！’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条道上的话，以笑代答。主管又说：‘你还是头一次干这种活儿吧？’我以为他说的‘这活儿’是怀疑拍品的来路不正，便信誓旦旦地告诉他，那只玉笔筒是舅舅留给我的财产，送交拍卖行时已经出示过具备法律效果的遗产清单。那个台湾人听完我的话，坏坏地一笑，继续跟我玩起猫捉老鼠的把戏：‘用你们大陆人的话来说，金先生你真逗！明明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还要跟我兜圈子。其实大家都是明白人，有话明处讲，何必收收掩掩，显得多么不友好哇？我还跟你说了，就你在拍卖现场做的事情，是要负担法律责任的！’
“这一句话出来，吓了我一身冷汗。对方不但识破了我在拍场上做的局，而且显然还调查过我的来历。我当然没傻到给人这么一咋唬，就马上承认自己所干的事情。我继续装傻说：‘先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情？我送东西到你们拍卖行委托你们拍卖有错吗？怎么卖是你们的事情，有问题也是你们的过错，关我何事呵？’
“那位主管突然板起脸说：‘既然金先生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干过的事情，那我们就只有去警方报案了！好像金先生在大陆那边的时候，名声也不是太好？’
“尽管我已经完全相信自己做局的事完全败露，但是我也明白，仅仅单凭他一面之词，没有我那两位朋友的作证，就是警方也奈何我不得，因为他们俩参加竞价事先都按规定交过押金，合理合法。我借口上洗手间，去那里迅速给那两位同样也是来自大陆的朋友通了电话，他们俩都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哥们决不会出卖朋友！那人肯定是讹诈……’
“打完电话后，我心里更加有数，回头就跟那位台湾主管说：‘如果你刚才是跟我开玩笑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要是你当真，我会跟你对簿公堂，香港是法制社会！诬告是要遭到法律反坐的！’
“那个台湾人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钱呢，你也不忙领，等警方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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