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利平:《想个鸟 做个鸟 Think of a Bird, Make a Birdcage》,行为,2007
2007年11月,有《第三届中日行为艺术交流计划展》。其实,艺术家除了来自中国、日本,还有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它实际上是亚洲行为艺术交流展的缩写版。从前719的艺术家,只有周斌、朱罡、张华(《乞讨艺术2》)参展。新人辛鑫的《工人的孩子》、何利平的《想个鸟 做个鸟》、蒋晶的《洞房的游牧》等,都是不错的作品。不过,几位国外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基本上还处于习作水平。2008年4月13日,新加坡艺术家李文(Lee Wen)和成都的年轻艺术家何利平、蒋晶合作、亲自参与实施的行为,名为《改写人体测量学:黄色时期(后克莱因)》。两位男性裸体艺术家与一位穿紧身衣的女性艺术家,用黄色把自己身体的轮廓印制在铺放于墙面和地面的画布上,最后,前者干脆拖着后者的身体在画布上来回走动,直到整块画布被涂抹成黄色。全部表演过程,持续约30分钟,伴随着乐团的演奏,只是每个乐器重复演奏一个音符。这是为纪念法国前卫艺术家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的“人体测量学:蓝色时期 Anthropometries: Blue Period”而作,开启了行为与绘画之间通过身体书写的融通理解的先河。5月12日,四川发生汶川大地震,英国的Jerome Ming、泰国的Paisan、菲律宾的Mideocruz、新加坡的蔡青、中国的周斌、王楚禹正在实施《骤然的变异——三峡库区自然、人文生态的艺术考察创作计划》。
或许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的生命自觉,原来719联盟中的两位先锋艺术家周斌、刘成英发起了《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2008);次年,或许是基于对来临中的另现代社会的敏锐把悟(同时期的泰特三年展则以“另现代”为主题)以及受到著名的行为艺术组织“黑市国际(BMI)”的启发,周斌创设多媒介偶发现场《庆典——自由的六分之一注解》。它们都有多国艺术家的频频参与,注重艺术家与艺术爱者包括同年轻大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现代社会以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自由化为特征。“庆典”现场对于“自由”的强调,事实上是在回应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途中的文化诉求。“自由”并非是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人想做什么却可以不做。自由人的内在自我控制能力,远超过非自由人,因为后者受到的是源于外在的或者自身本能的控制。自由人能够冲破自己本能的血气的辖制,在对自己的心灵耕耘中将自身塑造为精神性的、文化性的存在者。所以,每回参与“庆典”现场的艺术家,对于自身的行为过程需要充分的主体自觉意识,而且竭力要在六个人共同酿造的环境中互动性地完成自己想要创作的作品,而不是主观地按照自己的本能感受随性而作。
后现代社会以城市化、消费化、信息化为特征。都市人对于自己生存活动的都市的了解,永远都是片断的、破碎的,他的肉体生命消费欲望的界限就是其确立的对于所在都市的认识界限。对于该都市的整全的认识,他必须要借助信息的互动沟通来达成。即使如此,他也不可能拥有对一座城市的完整的意识图景,他最多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实现这种完整理解的企图。在这个意义上,都市人的客观性就是其片面的主观性,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仅是“自由的六分之一”,而且是自由人中的一员。“庆典”现场前七回选择六位艺术家参与,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正在经历的从远未完成的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象征性提示。换言之,六位艺术家在现场的偶发行为有其必然的逻辑:互动无语的感应,并给予他人一定的继续自主创作的空间。每位艺术家需要在意识到其他五位的限定中呈现自己的自由观念。相对而言,除第一回后半部分显得比较本能混乱外,其他的七回都带有这种后现代文化艺术互动感应的逻辑特征,尤其是第七回(2012年3月)中不仅有艺术家之间的心灵互动,而且有艺术家与观众的行为互动,还有行为、声音、装置等多种媒介的现场互动。整个过程中,霜田诚二的镇静自若,实在体现出日本文化中高贵静穆之审美传统,和其他华人艺术家的动态性的现场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就形式关怀而言,多媒介的偶发行为现场,更多属于另现代艺术之特征。这十多年来,人类以西方社会为代表正在转向以人类化、个人化、精神化为标志的另现代社会。旅行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经验,人生作为客旅的寄居观念不断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呈现出来。同时,生活于另现代的艺术家,迫切需要借助跨媒介的创作才能真正揭示自己随时流走变化的、复杂的生命情感。所谓多媒介的偶发行为,其实就是以行为为主体的、在不同媒介中穿梭的跨媒介创作。从参与“庆典”的国内外艺术家如周斌、幸鑫、鲍里斯(Boris Nieslony)、马塞尔(Marcel Sparmann 德国)、阿拉斯泰尔(Alastair Maclennan北爱尔兰)等等的简历可以看出,他们的确属于一群在路上的另现代社会的先行者。他们频频在多国参加展览的经验就是明证。
不过,“庆典”出现在中国成都这样一个都市,实质上带有某种“混现代”的特色,有的艺术家依然停留在现代社会时期的单媒介创作,缺乏现场的互动感应能力,更谈不上对于多种媒介的智慧使用,把对“自由的六分之一注解”变成了“我行我素”的秀场。第八回由于参与的艺术家太多,尤其给人如此印象。
相对于“庆典”的群体创作,《UP-ON(向上)国际现场艺术节》更倾向于个人性的行为实验。2008年的首届展览上,旅德华人艺术家蔡青邀请成都艺术家董洁共同创作了《纪念汶川大地震》。他们在一块红布里面将各种同地震相关的词语书写在对方身体上,随后从中挣扎出来,举起从灾区取来的一块象征豆腐渣工程的砖头、面对苍天无言无语。其对历史生者的缅怀昭然若揭。与此相关的是:澳门的吴方洲(Ng FongChao)带来的一段影像视频:他在公共墓区持续大约半天时间寻找和他“同月同日生的人”。在层层叠叠的公墓碑上,艺术家最后以失望而归。除非是相信耶稣再来时人将直接被提的基督徒,其余的人尽管在历史中最终都以死亡为结局,但他们却拥有不同的生存故事,因为其出生的物理时间便有其独特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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