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策展人 盛葳
编者按：自20世纪60年代“作为创造者的策展人的崛起”，而改变了人们的展览观念。作为从身份上来讲，独立策展人不同于那些非盈利机构中的“专职策展人”，也不同于盈利机构的“画廊老板”或是“艺术经纪人”。“独立策展人”应是特指那些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展览观念来完整策划展览的专业人士，其身份是独立的，不隶属于任何展览机构。伴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独立策展人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策展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在青年策展人当中多重身份越来越明显，青年策展人中不乏作为批评家、基金运营者、画廊的运营者、美术馆的运营者等等。近几年间，我们正在见证艺术世界所有功能的边缘化，意味着市场之外正在发生的变革，评论家被策展人边缘化，策展人被艺术顾问、艺术经理人、收藏家、艺术品商人边缘化。青年策展人逐渐炼就一身多种功能的现象，是对应这个艺术丛林野蛮生长所带来的自然选择。
记者：请问目前青年策展人的这种多元身份是如何产生的?
盛葳：“多元身份”不是青年策展人的专利，在中国不同年龄段的很多策展人中，都存在这一情况。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在青年策展人中，身份的并没有像上一辈那样多元化，有很多艺术机构或画廊设有专职的策展人。因此，这个问题应该追问：“中国为什么缺乏‘独立策展人’?”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艺术界缺乏独立有效的赞助和支持机制，策展人无法依靠一种单一力量的生存和工作，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职业;二是非机构的策展人更倾向于策划研究型和推动型的展览，而不是商业展，这两种展览需要策展人有相应的研究条件和能力，因此，大部分此类策展人都就职于高校和专业媒体，在进行美术史研究、美术批评写作的同时策划与之相关的展览;此外，由批评家转入策展人，或二者兼之，从90年代“策展人”身份明确开始就如此，这也是原因之一。
记者：在多元身份的现实面前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您所面对的问题有哪些?
盛葳：对于这一部分策展人而言，更多是时间和精力的协调问题。对于我个人而言，也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协调安排;当然，有时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展览能够对应起来，让展览成为自己某个阶段研究的一部分、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样就会比较有机。
记者：你如何看待青年策展人的多重身份?
盛葳：实际上，在当代艺术的新体制内，服务于固定机构或画廊的策展人反而会有更多束缚，必须考虑到服务方的各方面需求，但对于多元身份的策展人而言，也许更自由一些，所以，有时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自己的研究和展览的结合、综合呈现会让研究课题更立体。所以，如果能统筹好，多元身份或许更好。
记者：您作为策展人的同时，也拥有《美术》杂志的职务，也是青年批评家，请问您是如何协调这种多元化身份的?
盛葳：协调起来并不困难——对于一名合格的策展人而言，这是一种基本的能力，如果协调不好，可能也就无法应对策展工作的复杂局面。而且，虽然身份定义不同、多元，但至少都在同一个领域内，很多课题都能让策展、研究、编刊三种工作复合起来，譬如去年策划的“媒介研究：母题与个案”展览实际上最早的动因就是因为对所从事的媒体业的思考，由此开始进行了一些有关“媒介”的理论研究和作品梳理，包括论文写作、发表，出版，讲座，杂志专题策划呈现，最后呈现为一个展览。因此，很多展览都可以看做是某个课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专业研究、批评写作能够让展览更有深度，而展览也能使某个研究课题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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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