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晓飞
当仇晓飞站在面前时，很难立刻想到他是一个画家。这位1977年出生的大男孩好像是刚刚滑完板，洗了个澡，热气腾腾地站在你的面前。他热情、随和、不拘小节、乐乐呵呵的。
“我10岁就来北京了。我逛商场，也看电影。”
“也看我们凡人看的电影吗？”
“你这话听上去像骂人，哈哈。看，我什么都看。”
临摹童年记忆
尽管仇晓飞还很年轻，却在很久以前就追溯过去，尤其是童年记忆。
仇晓飞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没什么事干，那时候也没有大的工作室，在我家的一小块十几平米的地方，我想做点事情。然后我就翻出了相册，一张一张地把他们都临摹下来，用尺子去量，一模一样地画下来。” 他的《黑龙江盒》就是这样的一个系列作品──精细的照片临摹，将实物和绘画交织在一起，把记忆中的画面真实再现。“临摹的过程就像是吃了安慰剂一样，我每天都过得很平静，也很快乐，这种过程让我很平静地度过了每一天。”
仇晓飞后来回忆当时的临摹过程，觉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治疗。“它让我平静下来，抛出焦虑，甚至本身和社会的屏障也通过这样一种工作的方式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著名策展人皮力把仇晓飞这种临摹概括为是他对“真实”的质疑与修正：“它们试图通过弃绝物质的真实来企及感官、情绪与记忆真实。”
这些临摹照片的画作有些比实际照片色调更为阴郁。在《黑龙江盒》作品集的扉页上这样解释到──他总是想让画一眼看上去不像画，而是一个什么东西挂在墙上，上面有经过时间沉淀的破破烂烂的感觉，就像你猛然回到老家的房子，看见墙上还挂着小时候的那些破相框，里面有陌生的但又熟知的人、风景、忽然发现早就没了感觉的世界又和自己联系上了。仇晓飞说：“所以这些画，看上去，都旧旧的。”
找寻让心灵平静的东西
《黑龙江盒》之后，仇晓飞更多地开始接触精神分析的东西。尽管他看着像个乐天派的大男孩，但他的作品更喜欢探究人的内心，寻求对潜意识的洞悉。这和他的阳光外表有很大反差。他说：“从《黑龙江盒》开始，我一直在找寻让自己心灵平静的东西，如果说临摹的作用像是安慰剂，那人也会对这种药慢慢产生抗药性。”这种偏向于“精神分析”的作品探究，一方面是和他自己始终在寻找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方式有关，一方面也源于他的家人曾有这方面的疾病并接受过治疗。“差不多快10年了吧，一直在接受治疗。”仇晓飞淡淡地说。
他也曾经去安定医院接触过一些病人，发现其实医院的治疗方案已经从心理的层面转化到了化学的方法。他说这更偏向药理学，治疗精神分裂就是吃一种西药，利培酮。但这是化学的反应，吃这个药就好一些，停药之后就反复甚至更恶化。“在世界上，精神分析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中国仍然很难进行。有些东西太敏感不能碰，有些也是技术水平的问题，这都需要很专业的技能。但是我看到一些心理科医生，基本上跟居委会大妈没什么区别。”他无奈地说。
于是他开始自我学习、和大夫聊天以及看相关的书籍。他不仅仅是从临摹中获得平静，他更开始研究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比如我开始研究平静和焦虑的关系，也在试图探讨人的意识是如何来的。”在他今年完成的油画《界河》中也表现出了这种感觉：画面底色是温暖的黄色，有两张绿色的椅子挤在一起，角落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盏点亮的粉色台灯。乍一看，色彩对比强烈、温暖。但是他说，这幅画本来是有人的，可能是人坐在椅子上交谈，但是我想表现出一种局促的感觉，所以最终没有画上人。留下点亮的灯和一个水果，以及拥挤到极限的画面布置，表现出可能有人刚刚离开，或者在期待什么人来。仇晓飞解释道：“有一种平静之中的焦灼感。”
仇晓飞每天只有下午到晚上在画室工作，只在自然光的状态下画画，天黑了就休息，过着一点也不颓废的生活，但内心也有非常沉静的东西，并将心理学感悟最终以画作、装置和展览的形式表现出来。
没有艺术史，只有艺术家
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人们通常把张晓刚、岳敏君、曾梵志划分为50后、60后的当代艺术大腕，他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标签，带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对社会充满了嘲讽、批判和反思。但是70后的尹朝阳、王光乐、贾霭力、管勇和仇晓飞等等，因为没有上一代人共同的生活经历，常常被一言以蔽之地划分为70后新锐画家。“我觉得按年代来划分画家简直是太粗糙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事情都是来源于它的粗糙！”仇晓飞说。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艺术家们的作品往往是从个人的生活和经验出发。80年代、90年代的社会变化剧烈，艺术家们也各自经历着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每个人对于生活的理解都会因此而不同。“所以作为文化、艺术甚至是关于人性的东西还用这种简单的70后或者80后的概念来划分，我觉得真是太粗糙了。我很反感这个命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假的。”艺术是个人对于社会的独特理解，简单地评判和划分未免过于霸权。
“我更赞成那句话：没有艺术史，只有艺术家。艺术史是一个一个艺术家传承的，艺术史本身是不会关注于年代的。我至今都不知道印象派里是不是梵高早生了塞尚十年。”他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作品题材和方式都很大，比如“大家庭”系列，“大批判”系列，这些话题在70后的作品里就淡了一些，但这不代表他们的作品里就没有政治题材。“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政治其实是包含在任何一个细小的东西里面的。最大的政治不是在那些运动当中，而是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中。”
仇晓飞刚刚完成了一幅赖宁的雕像画，并配以天平、老人常玩的保健球组合成的一整套装置艺术。“赖宁在八十年代曾经被当成英雄，但是现在政治上已经不再宣传这种上山救火的行为。认为这是危险的，是不应该被提倡的。”他听说赖宁的一座雕像因为太原市环境整治已经无处安身（编者注：赖宁像已于2011年8月迁回原址），认为这样的细小的政治题材更令人玩味，于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这种追求个人化的意识和他的老师刘小东不无关系。 “他始终关注的不是一些当时宏大的题材，而是从最切身的，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人事物开始画，然后让这些东西自己慢慢长大，就像你养的植物一样，它会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有价值取向的和有深入程度的作品。”刘小东这样评价道。
艺术市场的幸运儿
仇晓飞200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比较系统地独立做项目是在2003年之后。而恰好是在2003年非典以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蓬勃地发展起来。仇晓飞很幸运地卡在了这个点儿上。“包括我在内的大学同学很快就能用自己的作品养活自己，这个我觉得是很幸运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先锋派实验艺术还是官方艺术，大部分走宏大叙事、政治题材的路线。但从85新潮时期的作品开始，也有一些开始关注个人和内心。可从新一代画家开始，身边的人事物大量的成为创作的对象。再到后来，个人化地临摹一个相册，居然也成了一个作品。
此时画廊也发展起来，开始推动画家和作品。每一到两年画廊都会帮画家搞展览，这也是他们这一代可以顺理成章地走到这一步的原因。 “我和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一个班只有四个人，现在都还在做艺术。还有n12,是我们上下届12个人自己组织起来的，2003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展览，一共做了4年，这些人一直都在创作直到今天，都有自己的领域和方向，都很重要。” 仇晓飞说。
另一个幸运，是他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受欢迎就被逼着多产出。他说：“就算我两年没画，我合作的画廊也不曾因为销售的问题找我。他们这些策划人其实跟我都是可以深入探讨艺术的人。他们对艺术到底怎么样、艺术家的创作困境都很理解。我有两年没有个展了，我的作品在此期间也有很多的变化。他们都很理解和支持。”
艺术，在语言未到之处
刘小东是仇晓飞的老师之一，他说仇晓飞在上学阶段就在画画上非常有天赋，但是他又不甘心油画的局限性，而是努力尝试油画语言本体以外的实验性尝试，对艺术有新的认识。刘小东说：“这一点我非常支持。”
仇晓飞的画作里追求一种叙事性、关联性，尽管这种叙事性未必有故事性。正是因为这些有时缺乏逻辑性的叙事作品，让人们觉得他的作品更有趣。正如他所说“艺术，就在语言未到之处”。
以这种方式，仇晓飞更含蓄地将自己作为一个“融入者”和这个世界沟通。他将作品、作为创作者的自己和观赏作品的人融为一体，共同探讨作品的意义。他的作品不断进步、正逐渐鲜明起来，既接受现实又渴望自由，在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这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过程，不用任何方式束缚自己，却用各种方式和艺术语言为自己的作品服务。
刘小东也曾说：“晓飞他们认识到上一代的局限性，认识到一眼就能让别人看出画作的作者是谁并非一个很高明的智慧阶段。长远的探索取得的成功比一时一刻取得的成功更为重要。绘画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像晓飞这样的年轻一代用自己的方式自发地向观众展示他们自己，慢慢地就会走入正轨，越走越好。”
仇晓飞说得更简明：“很清晰地让别人一句话就概括了我的作品，我可没有追求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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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