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啸

他爷爷曾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作书函盒，曾受邀前往故宫博物院工作。他继承祖业，为国宝级“越王勾践剑”、“曾侯乙墓编钟”等制作囊匣，存放文物。

湖北省博物馆文物囊匣制作室，这里是扈啸的工作间，也是他一个人的战场。33年了，他曾与父亲一起在这里为2万多件文物制作“新衣”。父亲去世后，唯他一人撑此绝技。焦虑和彷徨时而冲击着他的内心，但他依然坚守着孤独和清贫，对这份祖传事业不离不弃。

纸做囊匣 国宝文物的保护神

扈啸一个人早早地从汉口乘公交车来到省博物馆，他要为100多件从襄阳博物馆运送来的漆器制作囊匣，然后运回襄阳保存。

扈啸的制作间很整洁，一张长形桌上摆放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盒子，以及各色装裱纸。这些盒子从外观上看，与市面上的首饰、礼品盒差不多，实质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用来装文物的囊匣，纯手工制作，材料是纸！

18岁时，扈啸就随父母在省博做囊匣，从一名翩翩少年到半百之年，这一做就是33年。他父亲去世后，现在能做囊匣的，湖北省就他一人，全国也没几个人了。

在记者面前，扈啸打开一件鹿形囊匣，小心地取出一件战国梅花鹿漆器。匣内是按梅花鹿形状精细制作而成的，像沙发一样柔软，将鹿置于其中，大小完全吻合，严丝合缝。囊匣外围，看不到任何剪切的痕迹，全由手工压埋边角。再看囊匣的外壳，十分坚硬，是用厚纸板一层层糊起来的。完成一个最简单的囊匣，最快需要三天，再复杂一点的费时一个月之久，但一个囊匣可以保存文物至少70年。

清贫苦差 百年绝艺濒临失传

传统意义上的囊匣，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历史文献《唐六典》、《翰墨志》中均有记载，其中囊匣制作的一些工艺和方法至今仍在沿用。“扈氏囊匣制作技艺”的创始人是扈啸的爷爷扈永松，1891年生于扬州，早年学艺于原上海詹源记古玩装潢店，之后独立开创了扈永记装潢古玩社。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书函盒，由扈永记装潢古玩社负责承制。1959年，北京故宫曾发函邀请扈永松赴京从事文物装潢工作，他因身体太差未能成行。

扈永松去世后，其子扈桂仙继承了这一手艺。1958年，扈桂仙受武汉市民政局邀请来汉工作。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著名书法家吴丈蜀先生对这一传统技艺非常关心，他联合钟鸣天先生，双双联名推荐扈桂仙和扈啸父子到湖北省博物馆，专门从事文物囊匣的制作，让这门传统手艺有了重现光彩的土壤。

省博物馆和武汉市博物馆用于存放文物的囊匣共计2万多个，全都出自扈啸和父亲之手。如今，这一被授予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扈氏囊匣制作技艺”濒临失传。“扈啸的儿子死活不愿再做这一行，因为太苦，又赚不到钱！”湖北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蔡路武十分担忧，“囊匣技艺如果无人接手，恐怕就要失传了！

收徒传承 坚持到做不动为止

“囊匣制作学起来并不难，难的是肯吃苦，心要静，不为名利所动。现在我儿子明确告诉我，不会学习这一技艺了！”扈啸无奈地说。“做囊匣的确很严格，制作要求高，不能有0.1毫米的误差。”回忆起2001年接手的一项工作，扈啸至今难忘。当年，钟祥市发掘了一个明代梁庄王墓，里面出土的金、银、玉、宝石、瓷、陶、石、骨角器等共计5100余件，为这么多珍贵文物配囊匣的工作全落在扈啸和父亲身上。他们为之做了整整3年。在那3年里，扈啸和父亲日夜赶制，工作单调而辛苦。“不过，每天触摸着古代帝王与王妃们用过的物品，感觉无比神圣和幸运。”扈啸陶醉地说。

在扈啸做过的众多囊匣里，最小的不到一个手掌大，可以置宝石等较小的文物，大的如编钟般，需要几个人抬。越王勾践剑、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编钟等文物，他都零距离接触过。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收入也不高，但扈啸仍感到满足，“我唯一感到焦虑和迷茫的是，如果哪天我做不动了，谁来接过这一捧？”

现在扈啸想通了，决定将囊匣制作的独门技艺传授给社会上有志于从事此行当的人。保护国宝级文物，这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梦，而是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与坚守。

【编辑：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