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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策展人鲍栋和孙冬冬将他们与50组年轻艺术家构筑的美丽新世界呈现于“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展，在他们看来，策展人应该成为艺术的旁观者或者普通的参与者——而不是生活在展览时间表里。
“身份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降低标准，”鲍栋说，“这不就像是在向年轻人‘押宝’，赌他们未来能功成名就嘛！”
鲍栋和孙冬冬并排坐在咖啡桌前，一个蓄着山羊胡、举着烟斗，一个戴着黑方框眼镜。他们杯子里的茶水不断地被添满，喝空，再添满，可是关于自己策展人的工作却怎么也聊不完。
“我后来开玩笑说，以后干脆就搞我们两个人的‘双年展’吧！”孙冬冬解释，这次的展览论及规模、准备期、深入程度都堪比任何城市的当代艺术双年展，只不过背后的策展方不是官方大艺术机构，而是独立私营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在2011年底尤伦斯刚刚任命美国人田霏宇当馆长时，他就已经决定要办这样一次展览。“出发点是想更新外界对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认识，”鲍栋说，“欧洲和美国很多画廊的中国艺术家名单都十分滞后，而其实国内很多新艺术家已经达到水平，急需一个非营利的机构呈现出来。”
于是在最初的主题讨论之后，这两位田霏宇此前在艺术期刊的同事，前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探访京广沪等地出生于1976年到1989年之间的艺术家，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与实践，从中挑选出50位(组)参展，使其得以展现在公众面前，即为尤伦斯此次“ON/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展。
扯掉“年轻”的标签
虽然展览的名称中就有明确的标签字样，但鲍栋和孙东东还是希望能只讨论艺术家，而不纠结于“年轻”“女性”“黑人”之类的标签。
“身份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降低标准，”鲍栋说，“这不就像是在向年轻人‘押宝’，赌他们未来能功成名就嘛！”
这难道不正是当代艺术的“要义”吗？
“这是当代艺术市场泡沫化的根本原因。”鲍栋斩钉截铁地答道，“历史是正在生长的东西，不能预设、不能消费和透支。”
他们请来的五十组艺术家，有着显著的新生代的特征。他们多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经历了经济的剧烈变革，却也面临着更深层次变革的滞后。这些艺术家多在传统美术院校接受“正统体系”的教育，但通过互联网又接触到大量的国际艺术资讯，也有不少人选择出国留学。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艺术市场的介入很深，”孙冬冬说，“中国大陆的当代艺术市场从2002年起步，到2005年至2007年迎来高峰。”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在中国逐渐从“地下”走出——这个阶段刚好是这一批年轻人从高校毕业、独立面对生存难题的时期。
孙冬冬提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1975年之前出生的那一代艺术家，对于市场化的态度是极端的，或者完全被市场消费，或者完全作出道德上的批判，而现在这一代很少有这样的极端观点。
“一方面他们有身体的感受，面对政治上、资本上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享受着这个系统所带来的便利。”他说。他们参与其中，更理性、更务实，但同时也具有警惕性和反思的能力。
他口中的“系统”不仅包括近几年来逐渐成形的画廊、拍卖行，还有配合着整体艺术市场理念而设立的院校艺术教育，官方博物馆、美术馆与研究单位。在这个完整的系统中总会出现一些空缺，艺术家们还学会了自我组织，参与到系统的重建工作中。
比如艺术家郭鸿蔚的“分泌场”。画廊和展览馆都只希望他创作比较容易经营的绘画作品，而他自己却对装置艺术相当有兴趣。于是干脆用自己卖画挣来的钱在草场地黑桥村租了一个工作室，联合其他有类似遭遇的艺术家一起，在这里自由陈列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
武汉也有类似的非营利性艺术空间，比如龚剑开设的“扬子江论坛”。除此之外，还有艺术家自发组织的艺术机构，按鲍栋的话就是“集体所有制画廊”——请一个画廊经理，艺术家们掌握自主性，这样比在工作室里苦心等待画廊来签约要健康得多。它们都是对商业化艺术机构的补充，对整个艺术系统起到调节的作用。
“艺术家的主业当然是创造艺术，”鲍栋说，“但身为系统的一部分，就不只是画一幅画这么简单，而涉及到艺术家本人在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
“生活节奏被控制，变成了画廊的档期——这就造成了职业化的伤害，”他说，“只有当你感受到系统的紧张感，通过实践有所反应，并清醒(地知道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然后才会在实践中进行调整，(最终)才有实践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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