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s. McCarthy and Mrs. Brown (Tunafish Disaster)” (1963) by Andy Warhol
拍卖行是禁止在一件拍品售出之前明确地透露某些细节的——比如最低价格——但大量的信息仍然会通知到受到优待的收藏家。拉里·高古轩和Alberto Mugrabi便位于这些收藏家之列——苏富比的相关人员告诉他们不需要担心Josef Froehlich三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中最贵重的一件——即创作于1963年的画作“Mrs. McCarthy and Mrs. Brown”，它的估价为350万-450万英镑。拍卖行本身就对这件作品很感兴趣，Alberto Mugrabi对拉里·高古轩说：“‘Tunafish Disaster’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它会卖出去的。”
而Josef Froehlich手中另外两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则创作于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后期：创作于1976年的“Hammer and Sickle”（估价200万至300万英镑）与创作于1980年的“Diamond Dust Shoes”（估价60万之80万英镑）。“你喜欢‘Diamond Dust Shoes’这幅画吗？”Alberto Mugrabi询问拉里·高古轩。“我准备尝试以便宜的价格买下它。”拉里·高古轩显然也很感兴趣。“好，我们总是会给你选择的机会，”Alberto Mugrabi向他保证说，然后匆匆浏览了其它一些拍品。随后Alberto Mugrabi建议拉里·高古轩竞拍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为迪拜拍摄的一张照片，他认为这件作品的成交价不太可能会高于其最高估价——“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把他‘引诱’到你的‘集团’中。”拉里·高古轩很希望能代理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在这之后也的确签下了他。而两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活动雕塑，一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作于其去世之年的大型画作，以及“欧洲艺术品——比如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与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的作品等等”在没有他们的帮助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会做好。“我讨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那件作品，你呢？”Alberto Mugrabi说。“我喜欢我们自己拥有的、比那好得多的作品。”
最终——根据某人在克莱里奇酒店逐字记录下的Alberto Mugrabi与拉里·高古轩的电话交谈内容显示——Alberto Mugrabi同意再次打给苏富比进行交涉。拉里·高古轩与Alberto Mugrabi明显正在尝试克服另外两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所带来的困难。出高价——高到委托者希望得到的数字——也许有助于支持安迪·沃霍尔的市场，但也会由于价格昂贵而使其很难再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售出。当Alberto Mugrabi挂断拉里·高古轩的电话时，他马上打给了苏富比的一位经理Alexander Rotter。“‘Hammer and Sickle’可能会很难，”Alberto Mugrabi说。“你知道吗，那幅画的价格应该比这低得多。”他还告诉Alexander Rotter“在市场的这个高度上”，他曾经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过“类似的一幅画作”。“但是现在市场走低了，要是我因为某个固执的家伙（这说的是Josef Froehlich）而用相同的价格来购买一件差不多的作品，那我就是疯了。”当电话那头的Alexander Rotter尝试谈论委托者对这幅画的价格要求时，Alberto Mugrabi变得激动起来：“他就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把这幅画拿出来很明显就是想要把它卖了。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的，那你告诉他让他现实一点…这对他对我来说都只会更好。”
Alexander Rotter已经不记得这笔交易的某些细节了，但他表示“按规定我们不会向买家透露最低价格。整个过程我们都和卖家有联系。买家不能说‘我可以给到这个价格’然后就把交易定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委托者，向他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价格，你也许可以考虑再降低一下你的最低价格’”。
Alberto Mugrabi——同时也包括其他许多艺术界常客——描述了某种“七重纱舞”。“我当然想让拍卖行降低他们的保留价格。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大概的范围。”
上述发生在克莱里奇酒店的谈话打开了一扇不太常规的窗户，人们可以从中窥探到艺术市场在其最高层次上是如何被拉里·高古轩以及他的同事、伙伴塑型的。在过去的20年里，拉里·高古轩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力的画廊主。据《华尔街日报》在2011年时对各经销商做的一份调查报告估计，拉里·高古轩的年销售额高达10亿美元。同年5月纽约各大拍卖行出售的拍品（仅限夜场拍卖）大概有一半都来自高古轩画廊代理的艺术家。除了在纽约的三间画廊以外，拉里·高古轩的帝国还延伸到了伦敦（两间）、巴黎（两间）以及贝弗利希尔斯、罗马、日内瓦、雅典和香港（以上各地各一间）。“从许多方面来看，在高古轩画廊举办一场个展的效果都等同于在纽约MoMA或是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一场个展，”匹兹堡安迪·沃霍尔博物馆馆长Eric Shiner说。
拉里·高古轩同样也要为艺术市场的全球化负责——目前他仍在追逐俄罗斯、中国和中东地区的新藏家。他与Mugrabis家族以某种组合的形式展开了合作，被公认为是促成了安迪·沃霍尔市场的繁荣、集合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投资者（包括Peter Brant和Bruno Bischofberger）的推动力。而且他不断地通过利用新市场——同时以买家和卖家的身份——而进入新市场，这里不单单指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Jeff Koons）、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与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同时也包括了乌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约翰·科林（John Currin）以及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更不必提罗伊·李奇登斯坦、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以及毕加索了）。
数年来，拉里·高古轩对上述艺术家的作品市场的严密管理招来了一些人的不满；而近来随着对艺术泡沫的谈论，这种不满达到了新的高度。另外，在某些相当于法庭叛乱的事件中，人们对拉里·高古轩某些最可靠的高价值收入来源也表现出了不悦。以此，拉里·高古轩的控制也许已经开始放松了。去年年末，达明安·赫斯特结束了与高古轩画廊长达17年的合作。而在那一个星期前，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称将在纽约David Zwirner画廊举办一场大型个展。在自工作室发出的一封声明中，杰夫·昆斯（Jeff Koons）简单地陈述了一些情况：“作为一位艺术家，我和许多画廊都有过合作。高古轩画廊从2001年起就开始代理我的作品，目前仍将继续。我很享受与拉里·高古轩的合作，目前计划5月份时在纽约高古轩画廊举办一场展览。”而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也确定今年春天将在David Zwirner画廊举办展览，主要展出其创作于1966至1971年间的作品。“我没有要离开高古轩画廊的打算，”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说，并称艺术界对哪位艺术家将在哪间画廊举办展览的关注会让艺术家感觉自己就像是“马厩里的马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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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