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惩罚制值得借鉴
问:这也太恶劣了!这样胆大妄为,难道没有约束吗?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吗?
答:国外有制度约束。你看苏富比拍卖行,过去也出过假的,前几年在香港有一个大瓶子,仿造清朝景德镇瓷器。一拍,当时还是高价,上千万,但成本只有几万。拍卖以后,马上出现问题,有人继续拿来一个同样的瓶子,说我这儿有更便宜的。苏富比一听急了,涉及到他们的声誉啊,立刻到景德镇去找,找到了卖家,如实说当时只卖了3万块钱,他卖给你苏富比1000万和我没关系。有人把苏富比的人带到家里,进门一看一地都是一样的瓶子。回去以后就给人家退货了。选择退货什么事儿都没有,如果不退,这一行业就要封杀你,甭想再通过任何拍卖公司做生意,所有同行都不会接受你送货了。
苏富比还会不惜工本地跟送拍者诉讼,永远都会和你打官司,上法庭折腾你,直到老老实实给人家退货。苏富比和佳士得都有非常好的制度,送拍全部要经纪人,都要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来送拍的人都是经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收藏者,可以追索。在接受货的时候就不怕你耍赖。我们这里的拍卖行不管,一看东西好,先留下。出了事儿找人没有用,钱都花了,再追也没有能力退钱。苏富比不怕,事先接受的时候就考察是可以退货的。人家名誉信用好,而且有一套完善机制。
问:国外的惩罚制很值得借鉴,您经历的维权困扰不止一件吧?
答:还有许多。前些年我去台湾找艺术家创作了一件艺术品,费了五、六年的工夫才完成,可马上就被人盗版,而且到处都是。我原本准备在知识产权日提起诉讼,但是成本巨大,光是前期准备就要100多万元,打赢了官司最多也就是阻止不让他们盗版了。但按照西方的法律,如果这是一家大公司,这个公司就该关门了,法院判你赔3个亿,肯定死定了。所以他要计算成本。
问:为什么国外这种丑闻就少多了,是中国的专家水平不高看走了眼吗?
答:国外的鉴定首先要过的是道德关,一旦道德上出了问题,在行业里就终身都待不住了,行业除名了,社会上也就没价值了。
再有就是技术关,现在很多所谓的专家内心并不真正热爱这一行当,有的在电视上看像个专家,实际上他们内心并没有把这一行当作事业。现在大概从40多岁到60多岁的这一批所谓专家,许多人是文革期间分配到这一行业的,有的人后来补了一个文凭。这些人中技术好的人特别少,大部分技术都不行,也不努力。这两年这一行热起来,他们的热情也高涨起来了。
没有制度限制,专家也会“指鹿为马”
问:专家学者是社会精英,是人们尊敬的群体,可近年来有些专家学者竟然也一再突破道德底线,一个个被媒体曝光的丑闻常常令人跌破眼镜,文物鉴定界也是丑闻不断。
答:讲得很对。在中国,社会上发生的所有最丑恶的文物鉴定现象,都是在透支公家的信誉。比如已经公开曝光的金缕玉衣事件,鉴定人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有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但凡有点知识都知道那是个假的,但专家不仅给出证明,还信誓旦旦地站出来背书。别人为什么会相信呢?不就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嘛,他把身份变成了钱。
台北的故宫靠制度来限制人,所有故宫的人员没有权力给社会做鉴定。如果谁违反这一条,就要把这个人除名。即使你退休了也没有权力,否则你的医疗养老金就全没有了。我们有些专家是在透支公家信用,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管理办法。我们的鉴定委员会委员都是文物单位的,应该全是行业精英,这只是一个荣誉,第一不应该在社会上做鉴定,第二即使做应该有一个程序。
问:没有制度限制,人的欲望就会泛滥,就会利用一切手中的权力资源来寻租,正所谓“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罪恶|”,这在文物鉴定界也一样。
答:我们现在没有终止制度,所以这些人全在透支信用。比如有一位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在央视节目上把一个花了20块钱在地摊上买的玉器,说成是汉朝的,收2000块钱出一个证明,后来被曝光,最后被国家鉴定委员会辞退。这事儿是抓着了,没抓着时就这么干。我见过许多专家,没有一个钱打不开的,一点原则都没有。其实人没有好坏,只有制度的好坏。制度好了,就没人敢干了。
过去的老先生,像王世襄等专家,还是有约束的。我去看他的时候,屋里写着“奉上级指示,不做鉴定”。其实上级没给他指示,他就是拿官方的说法来告诫求助者。
故宫刚下了个文,不允许使用故宫专家的名义,但可以用个人名义。尽管在电视上不说是故宫的专家,但私下里大家都知道,仍然难以遏制乱象。
问:在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之间,一些专家能够选择经济利益,说明他们心中没有国家利益,这是值得深思的。
答:我原来认识一些资深的专家,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我认为那些专家不可能给人出假证明,但是后来发现证书确实是真的专家写的。出假证明,没有制度约束,好人也能变坏人。尤其是在官方的文物单位供职,这些荣誉是终生的,他就不怕透支、不怕损坏名誉。这次故宫出事,老百姓不会记住什么专家,但都知道是故宫。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严格的国家文博系统的规定,特别严厉的规定,惩戒条件最起码是除名,他们就不再敢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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