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篇文章，是送给爸爸妈妈的一个礼物。鬼神我不信，但我确实想念我的父亲。当初他逼迫我学画画，现在我不计较了。妈妈张黛，历史编辑，“书虫”，没书不能活的那种人，酒瓶底的眼镜加书不离手，老派知识分子，性情孤僻且目中无人；爸爸李伯安，看书不多，但勤于动脑，胸有大志，表面柔弱而内心刚强，有水滴石穿的意志。我在学校混了多年，书也看了很多，花了那么多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总算是有些可以回报。这篇文章，加上刚出版的一本《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我们是谁？》，以后见了我爸总算有什么可说的。在这个历史巨变的时代，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最后一个问题：后现代主义会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么？
一、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1，西方文化中的“弑父情节”
中国与西方有一处很大的差别：中国是遭遇现代，而西方是自身演变。西方的自身演变导致其文化中存在一种强烈的“弑父情节”。比如在学术上，一个人要确立自己的价值与独立性，必须杀死他的“父亲”——完全批判、否定、颠覆其老师的观点。电影《危险方法》中有一个情节：一次激烈的争辩中，弗洛伊德情绪激动突然昏厥在荣格的怀里，荣格必须通过否定弗洛伊德而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次事件有文献记载)。这种颠覆性反叛的例子在西方文化中不胜枚举。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同样如此，一切现代主义确立的标准和规范，后现代主义要进行全部的否定，一个不留，彻底颠覆。
1500年前后中世纪进入尾声，现代社会即建立在对中世纪的全面否定和“弑父”的基础上(将这一千年称之为“黑暗时代”而放置于对立面)。通过颠覆“上帝”的中心地位，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主体性。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传统社会的破碎和解体、情感的屈尊、社会矛盾的激变、无数的战争和悲剧，还有对传统/过去强烈否定的态度产生的“现代性断裂”和“弑父情节”。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中辩证的思维很多，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件事物如果对其它事物采取极端相反的态度只会走到自身的反面。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中很少有对其“前者”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注重对自身历史和过去的尊重。当然，在当下为适应时代的发展而积极改变自身极为重要。整体上，中国文化仍然体现出“温和、保守”的特征。“保守”并不是意味着不进取，而是不采取与过去“断裂”的态度。
2，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
文化，是对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对现代社会出现危机的一种应答。20世纪初，现代/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上都陷入到严重的危机之中。原以为现代社会本以为会把人类引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同任何事物一样，现代社会同样带有否定自身的因素。20世纪初现代社会的危机导致了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几乎将世界毁灭。所以整体上20世纪的文化(哲学、文学、艺术)都是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和反思，并试图寻找答案。政治领域激烈的批判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可以取而代之的结构，于是这种激进的批判态度转移在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以激进的方式，用一连串的反叛、否定、拒绝、抵制的话语试图从边缘颠覆中心，希望把现代社会居于中心地位的一切权力、结构、秩序都消解掉，对现代社会的价值、道德、规范、标准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乌托邦”，这种激进的态度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生命体，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以疼痛的方式对身体收到的伤害进行的一系列激烈的反应、抵抗和自我保护。
3，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后现代主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发生了一次转变。
以1964年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为标志，后现代主义转变为消费文化。它表面上延续了“多元文化”的口号，用标新立异的方式、貌似激进的态度，对全球不同文化的各种文化符号进行拼贴与挪用，以极具诱惑的商业视觉手段，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实现了对全球文化的“一元”统治。后现代主义最初反叛的“形式”被篡夺，然而文化反叛的“精神”却被剥离。从此，后现代主义彻底转化为一种美式消费文化，转变为美国对全球的文化霸权。成为了最无批判性、价值虚无、最服从于资本规训的艺术。
严格的来说，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是后现代主义。它抛弃了后现代主义从边缘对中心的抵抗，这才是后现代主义合法性的依据——后现代主义“边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它实际上是美国消费文化对后现代主义的“篡夺”。
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论”，对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后历史艺术进行了哲学上的辩护，犹如一篇“帝国的文化宣言”。艺术确实“终结”了。所谓“终结”并不是指艺术不存在了，而是指全球艺术在“文化多元”的掩盖之下最终进入到“美式消费文化”的同一种模式当中。这种文化，本质上就是把麦当劳“神圣化”，并把它树立为全球文化的模板和“唯一”标准，消解一切文化抵抗，同时对全球有着自身历史传统的其它文化，剥夺其“文化根源”，阉割其“文化身份”，最终导致“全球艺术美国化”。
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全球艺术美国化”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三流的美式消费文化。所以陈丹青曾说过“亚洲文化都是盗版文化”，其实何止亚洲，在美国的全球霸权面前，欧洲文化何尝不是被“终结”了。
后现代主义的反叛精神最初在经济上并没有体现出任何的欲望和诉求，但在六、七十年代被美式消费文化篡夺之后，最初的文化反叛性被对物质与欲望的贪婪追求所取代。这一点即便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苏珊·桑塔格也有着清晰的判断，她在1996年写的文章《30年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中说：“我写作这些文章的那个世界(上世纪6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了。”[1]“三十年后，严肃标准几乎悉数瓦解，而占据优势的是这么一种文化，其最浅显易懂、最有说服力的价值来自娱乐业。”[2]
4，西方为什么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
过去数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是全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艺术流派，为什么西方今天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是要主动放弃文化主导权？讨好中国或新兴国家么？还是吃饱了撑的？都不可能。
后现代主义的危机实际上是西方社会整体危机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过去数十年来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过度扩张，导致了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危机。
毫无疑问，“资本”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人性的两面，资本贪婪的本性以其巨大的能量对现代社会同样具有腐蚀和侵害的作用。上世纪下半期，全球金融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摆脱约束，快速膨胀，不断追求巨额利润。而当代艺术也呈现出“资本化”与“金融化”的趋势，价格不断暴涨，成为金融资本追逐暴利的金融工具。时至今日，由于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西方金融业快速膨胀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不可持续性，社会失业率也越来越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少数金融资本阶层的财富仍在不断增加，而中产阶级则不断被压向底层，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正是“99%反对1%”)。
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五百年来第一次从西向东移及世界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西方正在进行全面自我反省，主动调整、改变自己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文化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文化批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经济上，面对过去数十年来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带来的经济不平衡(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头大身子小、寅吃卯粮、借债度日的局面)，欧洲采取了加强金融监管、严控财政支出、降低国民生活水准等一系列痛苦的方式。美国也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上推动制造业的回归。这种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能力，恰恰是西方/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品质，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所缺乏和需要加以学习的。
现代主义什么会被后现代主义批判？这是文化对20世纪初社会危机的反应；后现代主义为什么今天同样会遭到批判？这是新的社会危机和历史格局转换的结果。新的文化矛盾和问题的出现，需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并探寻新的文化形态。
5，后现代主义正在退出历史
2011年9月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美术馆举办了“后现代主义风格与颠覆：1970——1990”的展览。展览前言中明确表述：后现代主义最后成为了它最初反对的那个东西。这个展览意味着西方正式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的终结。
后现代主义的终结，与其说是后现代主义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格局的转变、全球经济不平衡、西方自身的社会危机带来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这种艺术形态不存在了——消费文化仍将是商业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缺少了消费文化和娱乐的现代社会同样不可想象)。后现代主义会在新的多元历史格局中作为真正文化多元中的“一元”而存在。
安迪·沃霍尔、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村上隆等等这些后现代主义最著名及卖得最贵的艺术家，尽管艺术形式上不断标新立异、追求令人“震惊”的感官效果，然而其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在文化史上具有更独特的价值。并不是他们没有才华，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而是在(金融)资本在全球无度扩张的时代，与之共同促成了“不择一切手段获取商业上的成功”成为了艺术唯一的目的。艺术商业化并没有错，但金钱一旦成为艺术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艺术实实在在的“死亡”。所以12012年8月31日英国《卫报》，艺术批评家Jonathan Jones直截了当地称达明·赫斯特是“国家的耻辱”，是“天赋什么都不是，金钱才是老大”的活生生例子。
后现代主义正在退出历史，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在文化史上已经无力回答时代的转变所提出的新的文化问题，也意味着由于世界格局的转变给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二、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1，170年来中国只是在做一件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遇，由此导致的结果是，170多年来中国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即从一个延续了三千年的农业文明国家“拼尽全力”向一个现代工商金融国家转变。这一过程相当于西方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中国至今尚未完成此一社会转型。
1840年至今，170多年来，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存在的所有历史人物，无论其个人主观意愿是什么，客观上都参与了，或不同程度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国当下仍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艰难跋涉。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170多年中国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在经济上可以进行“数目字管理”。
简单地说，“向现代转变”是中国自1840以来无可选择的方向。
2，历史的“U型”转弯
春秋时期鲁国开始对农业开始收税，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基本成型。至1840年之前两千多年来，无论朝代更替与外族入侵，中国始终在传统农业文明的秩序中延续。它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秩序和结构。其运行方式和历史的惯性两千多年来基本保持着，从未被打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西方迎头相遇(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生产力的水平上无法抗衡)，一击之下激起无数历史的“碎片”。中国两三千年来历史移动的巨大的惯性受到了从未遇到的阻遏。身在历史之中的李鸿章清醒地指出，中国所遭遇的变化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朝代更迭或历史嬗变都不同，它带来的是中国“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革”。
遭遇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灭亡——如李大钊所说，东西方两种文明(“静”和“动”)的相遇，必以一方的破碎为代价；要么转变——即从一个传统农业文明的国家转向一个现代工商金融国家。
中国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巨大的“U型”转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商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特性都几乎截然相反，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从其历史运动的巨大惯性中摆脱出来，在与西方/现代突然迎头相撞之后，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突然调转方向，向着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有的结构被打碎、重组。无数的碎片，在巨大的历史转向中被抛离轨道。这是一个完全“脱胎换骨”的过程。
这种“U型”转弯，就像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选择邓小平作为年度封面人物而给出的理由：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五分钱的硬币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确实如此，170多年来，中国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转变。
3，中国的“双重传统”
今天，中国(包括非西方国家)，其文化面对着“双重传统”：一个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延续”，另一个就是现代/西方的传统。
缺失了自身的传统，我们将不能认识自己，在身份的迷失之中找不到方，向失去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亨廷顿临死前告诫美国民众，弄清楚“我们是谁？”。坚持、捍卫美国的“文化认同”对美国的生存至关重要)；缺失了现代/西方的传统，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将不能转变自己，失去生存的机会(正像博尔赫斯告诉阿根廷青年：“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比西方国家的人们更有权利继承这一传统”)。
“双重传统”是当下时代我们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它确保我们在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之中更理性地看待自己，完成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更好的融入国际社会。
4，美国/西方的“双重影响”
现代化过程中，毫无疑问，美国/西方对我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始终是“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西方告诉我们，1，要坚持“开放性”；2，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挑战，更加主动地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发展；3，在文化价值、结构、制度等各方面向现代社会转变；4，融入国际社会，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行为也告诉我们，1，实力才是硬道理。“独立自主”，才能把握自己。唯有理性、清醒，方能处“乱”不惊。正像美国人自己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世界没有“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
5，美国是中国的老师
美国是中国的老师，对比之下，美国比之中国具有许多现实层面的优势。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中国的榜样和现代化的参照物。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中国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强大、自信、公平、人们普遍富足、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但中美两国的历史和背景差异较大，就像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即便美国和欧洲，由于其内在结构性的差异，各自现代化的方式也截然不同。换句话说，没有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可供现成地照搬和模仿。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历史无法被切断。这就比如，由于文化内在的“独特性”和差异，现代化无法像外科手术一样通过简单地“移植脑袋”的方式来实现。对于一个延续了数千年、需要克服历史“惯性移动”的农业国家，现代化即是“脱胎换骨”的改变，也并不意味完全西方化，这一点是客观的事实。中国以美国为榜样，希望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但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建立自己的现代价值理念及并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中。作为学生，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该学习的学习；该敬仰的敬仰；该质疑的质疑；该批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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