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胡安·格里斯（Juan Gris）的1913年作品《静物画（小提琴与墨水瓶）》【Still Life (Violin and Inkwell)】；
右上：保罗·克利（Paul Klee）的1919年油画作品《羽状植物》（Feather Plant）；
右下：艺术品经销商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Alfred Flechtheim）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经逃离德国的一位重要的犹太艺术品经销商的后人，一直在催促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放弃艺术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和胡安·格里斯（Juan Gris）的画作所有权。据他所说，这些画是缘于纳粹迫害而丢失的。
阿尔弗雷德·弗莱希特海姆（Alfred Flechtheim）是德国收藏毕加索作品最早的艺术品藏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前欧洲的其中一位知名艺术品经销商。他代理的艺术家包括有克利、乔治·格罗茨（George Grosz）和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以及法国的立体派艺术家。他的侄孙麦克·赫尔顿（Mike Hulton），是住在加州的一位医师，在2008年时初次联络了存放这两幅画作的那家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博物馆。
五年后，赫尔顿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克利的1919年油画作品《羽状植物》（Feather Plant）和格里斯的1913年作品《静物画（小提琴与墨水瓶）》【Still Life (Violin and Inkwell)】，都是弗莱希特海姆私人收藏的一部分，它们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境之下被出售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艺术收藏馆则辩称，还有怀疑的余地和空间，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赫尔顿的律师马库斯·施特策尔（Markus Stoetzel）说，这两幅画每幅都价值高达几百万欧元。
“毫无疑问，叔叔阿尔弗雷德可能是以近乎免费的价钱卖掉了胡安·格里斯的那幅画，因为当时他是在逃离”纳粹的魔掌，赫尔顿在回复邮件问题时如是写道。“保罗·克利的那幅画也是一样的境遇。我们正在要求迟来的审判。我年迈的继母佩妮与我，都非常失望，而且有些困惑——我们希望，这一情感上受压迫、有非常困顿境遇能够尽早结束。”
仇恨文章
弗莱希特海姆曾在杜塞尔多夫和柏林开办过画廊，在这两个地区的画廊里，他举办过几十个展览，并创办了一个艺术杂志。身为一个出售过艺术品给纳粹、被谴责为“堕落者”的犹太人，弗莱希特海姆是首批被迫害目标中的其中一个。在纳粹媒体发布了一连串的仇恨文章后，他于1933年逃离了德国，先到了苏黎世，然后到了巴黎，之后又辗转到了伦敦，并在那里定居。
在踩到一个生锈的钉子后，他于1937年在伦敦死于败血症。1933年，他位于杜塞尔多夫的画廊被“雅利安化”，然后被分给了一名纳粹成员——他以前的雇员亚历克斯·弗梅尔（Alex Voemel）。他位于柏林的画廊则于次年被清算资产，而他的私人藏品也被变卖。其中包括有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费尔南德·雷捷（Fernand Leger）、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作品。在一封1933年从巴黎发给艺术家格罗茨的信件中，弗莱希特海姆说他和他的妻子落魄地就像“教堂里的老鼠，非常恐慌”。
施特策尔说，格里斯的那幅画作最早是在1921年时被一个组织买下的，当时弗莱希特海姆是那个组织的成员。后来，那幅画作就进入了弗莱希特海姆的私人收藏。1930年或1931年弗莱希特海姆公寓中的照片都显示，墙上当时挂着那幅画。后来，为了1933年的一场展览，他把那幅画送到了苏黎世，展览目录上标注着他是那件作品的所有者。
私人收藏
据施特策尔所说，曾挂在弗莱希特海姆的柏林画廊内的那幅克利画作，曾作为其私人收藏的一件物品被记录在册。在抵达伦敦后，这两件作品就都被弗莱希特海姆出售了。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艺术收藏馆的首席策展人安妮特·克鲁茨恩斯基（Anette Kruszynski）说，目前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弗莱希特海姆对这两件作品拥有所有权，也无法证实上面所说任一情况的销售事实。而且，存有能帮助证实相关情况的档案所有者，也拒绝接触作品来源的研究者。
“毋庸置疑的是，弗莱希特海姆是被迫害了”，克鲁茨恩斯基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如果弗莱希特海姆被迫出售这些画、或者说没有得到钱、又或者说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它们的事实明朗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割爱。但是，我们无法证实这一切。”
“我们现在将忽略归还它们的事情”，她说道，“我们有种感觉，因为没有把事实彻底搞清楚，所以需要进一步研究。”
不配合
据克鲁茨恩斯基和施特策尔所说，一个可能的消息来源称，巴黎路易丝赖瑞斯画廊（Galerie Louise Leiris）不愿配合提供信息。 该画廊拥有着与弗莱希特海姆有着频繁生意往来的丹尼尔·亨利·坎魏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的档案资料。我们频繁拨打了该画廊老板昆汀·劳伦斯（Quentin Laurens）的手机后，就再也没能联系上他。
该情况提出了几个问题：在历史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多少研究才算充分；需要采取多少行动，柏林的一家来源研究政府机构首脑乌韦·哈特曼（Uwe Hartmann）说道。该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博物馆的艺术品出处研究分配资金，并向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艺术收藏馆提供资金。
“不应只让博物馆做出决策”，哈特曼说道，“在证据留有质疑空间的情况下，政治家就该做出决断。很明显，博物馆只能归还到有确定事实的地方。同样很明了的是，我们不能让后代等待下一代来开启这些档案。”
而且，地区政府也没有加入到该事件的讨论当中。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的一位女性发言人斯蒂芬妮·佩勒克·库赫尔曼（Stephanie Paeleke-Kuhlmann），拒绝对弗莱希特海姆事件作出评论，并指导了对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艺术收藏馆的询问。
对于目前正在向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多个博物馆索要累计超过100幅画作的那些艺术人物的后代来说，这就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僵局，施特策尔说道。
“它就像是拖延战术”，他说道，“我们正在催促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相汉内洛雷·克拉夫特（Hannelore Kraft）尽快做出决断。毕竟，被拖延的公正就等同于被否定的公正。”
【相关阅读】
【编辑：刘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