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 （左一）
朱敬一是职业艺术家，做过教师也下过海。酷似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他对商业有过切身的经历，这使得他在尊重艺术的同时，也颇能理解资本。
他认为，同样被挤到转型的路口，野生生长的民营企业与野生生长的当代艺术要抱团。作为口号的实践，在上海桃江路8号·方太顶级厨电馆开展的《再出发·线体主义第二展》喧闹一时，朱敬一把它定义成一场艺术的“嘉年华”——艺术与商业品牌的中国式“婚礼”。这场“嘉年华”所引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艺术产业的概念，也迥异于西方通行的商业赞助艺术的惯例。
在记者的本次专访中，职业艺术家朱敬一畅谈这场艺术“嘉年华”的来龙去脉，以及当一个艺术家不承认存在所谓的“艺术”时，艺术家会如何自处。
先把艺术做成“嘉年华”
记者：除了作为参展艺术家，你还扮演什么角色？
朱敬一：我在这个过程中是把品牌和艺术结合。通过设计一套商业模式，把相关方的利益都能照顾到。把这些利益糅合起来之后，呈现出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要去设想的。
记者：商业品牌与艺术去结合，最终会以怎样的状态呈现它们？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最终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
朱敬一：对于品牌，如果还依赖于传统的硬媒体方式做宣传会显得很没有趣味，缺乏创造力。但和艺术结合这种方式虽然一直都在说、在尝试，不过仍然没有产生多少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所以很多东西都需要从大家放低姿态、相互磨合开始。先从小地方入手，比如从一场嘉年华式的展览开始。
即便是这样，品牌方也会不断地游移——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它对我有什么好处？从艺术家的角度上来说，艺术家也要把握得非常有分寸，是不是愿意调整姿态去和品牌磨合很关键。既要非常完整的把自己的理念和作品展示出来，又要考虑到品牌方的需求。
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呢？展览现场要充分保证艺术家的完整呈现。在这个基础上，艺术家要用自己的创造力为商业本身的品牌理念添砖加瓦。
记者：这里面双方的角色很有意思。品牌这边一开始眼界放得很高，要做更大牌的艺术家。是不是每个人对对方设想的位置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多了类似卡地亚这样的奢侈品牌与艺术合作的模式，但是国内的现实又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朱敬一：对，他们的预算和国内的现实都不会产生这种类似卡地亚的结果。而且对于企业来说，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有一个粗放的概念，想跟艺术结合。大家相互调整预期，调整对对方的设想。而且对于品牌来说，它要顾及的东西挺多的。媒体宣传、人流量，艺术家本身对于品牌的契合。他们提出来的点还是蛮多的。这就需要我对他们也很了解。
记者：但这次呈现的方式看起来似乎还是一个艺术展览？
朱敬一：这场展览更强调现场互动。也就是说艺术家不再像以往一样把作品挂到墙上，然后在开幕式的时候拿着酒杯跟观众碰碰杯。我们要求艺术家在开幕式上要做一个互动装置，跟现场观众互动。我们把这个展览设定为“嘉年华”概念。
记者：这是展览本身的进化，还是它与商业结合之后，品牌提出的要求？因为我们看到当代艺术市场放缓之后，画廊的传统静态的展览方式也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了。
朱敬一：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因为品牌会提出一些要求。他们在意的可能是展览的人流量、宾客的感受。如果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展，艺术家只在意自己作品的销售和传播。
这也可能是一个触发点。我认为这肯定是未来的趋势。大家平时可能都宅在家里，面对屏幕，其实内心很希望参加这种很有意思的聚会。网络时代促进了人对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往后的艺术展览真的有可能变成一场嘉年华，作品本身可能就并不那么重要了。
商业品牌和艺术结合后能衍生出来的东西很多。我们希望艺术家把“方太”本身的品牌理念用艺术的方式展示出来，创作完成以后，它本身就是个暗含方太品牌理念的艺术品。那么我们再把它做成衍生品，作为礼物也好，或者直接拿到市场中流通也好，成为一个品牌宣传的载体。
一开始只能先做这样的小尝试。未来艺术和商业品牌结合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中国的艺术家群体本身也很庞大，层次有高有低，不能说都走大师的路子，必须要有很大一部分是市场化的，民间资本在这里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话，对于中国艺术的良性循环非常有好处。
艺术难以单独成产业
记者：这其实是对现在的艺术市场运行模式的改造。就是艺术为商业注入活力，商业给艺术依托的概念，已经不是当下通常意义上的艺术产业的模式了。
朱敬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当代艺术家思考的问题和中国民营企业家思考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都面临着转型。野生生长的艺术家和野生生长的民营企业在思考转型问题时要抱团。
民营企业开始转型、塑造品牌，打造企业的内核；艺术家也是这样。国外资源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充裕了，我觉得这个阶段，艺术、商业和品牌的结合在中国是一件非常有意思、值得一做的事情。
记者：在通常的语境中，我们把艺术产业良性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藏家群体的培养上。但是指望藏家托起如此众多的艺术创作群体似乎也不太现实。
朱敬一：藏家的概念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我觉得中国艺术市场想要健康，还是要让公众对艺术有认知。最好的推动就是民营企业参与进来，艺术和产业、日常生活、商业品牌结合起来。而且品牌本身固有的宣传需求对于艺术的推广和传播也起到了作用。
我们现在还有明显的区分概念。艺术与商业还是很生硬的、二元的结合。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看到一个全面的东西，西方进入我们视野的只有类似卡地亚的那种方式。但是这些没有看到的，才是艺术和商业品牌最初接触的最自然的形态。正是缺少这样的视野，所以才会觉得不自然，而认为类似卡地亚、LV的那种才是有格调的、有品位的。
我去过意大利、法国，我觉得他们的艺术已经潜移默化到生活的每个细节，真的很难区分这些东西了。它转化为一个设计、一个广告，所以你要特别明晰地看出类似中国这样的商业品牌和艺术的接合点已经特别难了。
记者：其实这种模式是艺术和产业结合。用艺术来提升产业，反过来，产业又会去推广、滋养艺术。这里存在一种偏见，就是公众更希望看到一种纯净的艺术，而艺术家一般也都是比较傲慢的。可以说是一种傲慢与偏见的状态。
朱敬一：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有所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完全要靠市场带来，市场会调节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状态。
如果说有些艺术家不愿意，也没有关系。企业能够找到更开放、思想更灵活的艺术家。当两种势力在相互寻找的时候，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我觉得市场会调节，而剩下的艺术家可能就会被市场淘汰掉。
艺术家重要的不是作品
记者：你说的这种市场调节有点类似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概念。
朱敬一：企业需要给品牌注入更具创意的元素；对艺术家来说，他也需要面对更多的观众、面对市场。所以艺术家和企业如果合力，就可以把品牌和艺术结合出无数的可能。
因为我觉得今后的艺术家，如果完全沉浸在艺术里面，反而很难取得什么成就。以后是这样一个社会，你要去与更多的人交流，去感知这个时代的脉搏，然后再去创作；甚至创作本身都不一定很重要了。把“艺术家”这个称谓去掉，你能够有更多的创意，能够把左边的东西和右边的东西糅合起来。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作，但是对社会和文化的贡献，我觉得比你去创作一张画然后卖掉有更大的价值。而艺术品最后也会变成越来越炫目并且虚无的东西。
记者：什么是虚无？
朱敬一：“虚无”的概念就是它有可能逐渐变成一张代金券，一个符号。那艺术家对于艺术本身的考虑又会有变化。艺术家开始超越对作品本身的关注，而开始对自我品牌、自我符号的塑造。而作品本身所蕴含的魅力开始逐渐减弱。因为流通性过强的话，大家对于作品本身的内涵也不会像对古典绘画那样去考究。
记者：作品不再重要是因为艺术家背后的精神活动和思想观念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而不再是物化的作品。不是说你是一个艺术家，他不是；你做的这个是艺术，那个就不是。艺术的范式、艺术和艺术家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艺术家本身逐渐成为一种观念符号，单件作品本身反而不太重要了。但是承认这些的艺术家有多少？
朱敬一：绝大多数还沉浸在学术里面。而且很多艺术家还在探讨技法本身，包括颜色、构图。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艺术群体还处在一个类似于“农业社会”的阶段，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工业化、商业化社会”，去与产业结合；而西方的艺术已经发展到“资本化”的阶段了。
当然不一定说资本化的艺术一定就好，有可能我们生产出来的艺术的确是安静的、很舒服。但是我们站在全球战略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不管怎样，中国还是以一个大国的面貌出现在全世界，那在文化上要做好适应这个角色的准备，艺术肯定也是这样的。你看每届世博会其实是最好的总结。世博会就是一个献宝场，英国可以体现它的现代化设计，对环保的人文关注，中国拿什么？苏州园林，拿来拿去都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关注到这一点，你可以接着画一幅恬静的山水，问题是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人要拿出一个策略来应对这种文化的变化了。而这种方式、策略、姿态是很多东西揉杂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艺术，也不仅仅商业。
记者：所以你要在艺术上保持纯净的话也是很荒谬的想法。
朱敬一：“纯净”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艺术来说，它和政治一样是有战略的。你就说一个人去打仗，你能说打仗的士兵是纯净的还是不纯净的？你只能说他打赢了还是打输了。这本身就是一场战争。我提到全球化的文化殖民的角度来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还是考虑回到古典式的意境中，那这种话题就不值一提了。因为语境不一样了。你不出去，别人会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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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