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聚落大门
张作霖的象牙骨折扇(正、反面),该扇由海军少将朱天森赠送,上刻有18首杜甫的诗歌
冯玉祥题词“胜利第一”花盆 一级革命文物
一个人的抗战
2000年樊建川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人的抗战》的书,启功先生为此书题写了“旁证”二字,精准地概括了该书的内容与价值。这本书的素材,都缘自樊建川的个人收藏。
樊建川在收藏圈内是出了名的“狂人”。樊建川说他从事收藏已有40多年了。9岁那年他收藏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从小他就特别喜欢收集、保存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日记,甚至收藏在幼儿园的成绩单,他认为这是一种天分。这样的收藏情结一直存在于他的精神世界中。但他不是传统的收藏家类型——收藏瓷器、书画或玉器等,他只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能反映社会变迁的和重大事件的物品进行收藏,只要符合这些条件,无论物品大与小他都会去收藏。所以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就有了重达30吨的日军当年侵华时修建的碉堡,也有了汶川大地震时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后使用的军用地图与扩音喇叭。樊建川的藏品总量目前已达800多万件,除了他的博物馆聚落中各馆所展出的藏品外,在他那20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还堆满了未公开展出的藏品。他骄傲地对我说:“我这里有100个博物馆呢。”800万件除以40年,是平均每天就要收藏500多件藏品。这是多么大的财力、精力和感情的投入!
投身收藏领域多年,樊建川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藏品来源网络。他在许多大城市里都有朋友为他搜集藏品,这些人可能是古玩商,又或者是普通的文物收藏者,他们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文物,会帮助他在日常生活中搜集、留意,或是提供线索。他自己也经常走出去,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忘去搜集想要的藏品。汶川地震后,他亲赴灾区,愣是用手在废墟中刨出了数十件很有纪念价值的藏品。
这800多万件藏品中,95%以上都是他花钱买来的,这笔费用连樊建川自己也无法统计。建川博物馆副馆长何菊向笔者透露,这些藏品都是樊建川靠个人积蓄购买的,没向国家要过一分钱。
天津有位王先生收藏了一套父亲留给他的7大本的“鬼子战地日记”(还有一本影集,共208张照片),是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王先生原本一直想把它们有偿捐献给卢沟桥抗日战争博物馆,该博物馆也非常希望收藏这套藏品,但因为价钱谈不拢,此事一直搁置。当80多岁的王老先生得知樊建川正筹建全国最大的抗战博物馆时,便托人主动与樊建川联系。樊建川兴奋异常,很快谈好价钱,于当晚飞到天津。第二天一早见到这批日记的时候,樊建川激动了。这些日记每本只有小孩手掌大小,正好可以放入口袋中。本子是当年日本出品的,而且是战争时期专为前线军人制作的,本子的附页上还印有“军人守则”“常用支那语对照”等文字。樊建川意识到这些日记不仅仅是文物,更是铁证。他立即付了款,回到四川开始全面研究这套日记。日记的内容显示,作者入伍时是日军的“火葬兵”,专门负责焚化战死的日本兵的尸体。之后他还当过传令兵、武器发放兵等。日记中有关日军扫荡、烧房、杀人、抢劫、强奸的内容比比皆是。例如其中写道他们的队长为试一把新刀,将几名中国战俘杀死;还记录了慰安所的建立和慰安妇的惨痛经历。作为还有人性的日本士兵,在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侵华战争的同时,也表达了良心的自责“良心是于心不忍的……”的话语在日记中多次出现。这个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叫荻岛静夫,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有100岁了。
在樊建川的心里,收藏是一种责任。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了解当年的抗日战争?有谁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谁去对大地震中暴露出来的人为灾难进行反思?还有三年大饥荒,到底死亡多少人?5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真相若隐若现。所以必须立即抢救史料,征集文物,录取口述,核实数字。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他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将藏品一件件寻获到建川博物馆聚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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