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耀 《第12个五年计划》 560×560×285cm 装置 2011年

选择他的“破茧思考”

和大多数80年代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一样，“文革”时期历炼的的鲜艳色彩，汹涌而至的西方哲学和现代绘画思潮，令当时的艺坛应接不暇，而处于那个阶段的艺术家更是“狼吞虎咽”地接应了这一切。李邦耀也不例外，当现实生活中的消费品牌开始进入到他的画作中，转变就在暗中萌芽，悄然地破茧。80年代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人民购买所有的生活品都需要票据，当时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定量生产，要购买这些定量的东西首先需要购物券，其次还要有单位特别发出的购买该项物品的许可证，只有当所有的证据都齐全了，才能合理地拥有这个产品。海鸥牌相机、蝴蝶牌缝纫机等国产品牌成为当时的奢侈品，这种在现在看来因为经济迟缓带来的制约，并没有制约住李邦耀寻求探索的心理。到90年代，国外品牌的入驻为国内消费品融入新的信息，他将录音机画到《产品托拉斯》里，将照相机画到《物种起源》里，试图借用现实生活中与我们生存经验有直接关联的事物，去表达它背后存在的另一种真实的状态。80后起的一代，可能会对《产品托拉斯》感到迷茫，创作于1992年的《产品托拉斯》，李邦耀用了尽可能平面的手法来涂绘，描述新出现的消费品，而消费品也在画面中失去了人们熟悉的“质感”，更贴近于表达一种抽象的概念，这种创作会让人不禁想起那个年代流行的“效果图”画法，所幸的是作品大幅的尺寸让人们回惊眼前所见的仍然是一幅“油画”。

那些定格在新中国经济正开始繁荣时期的国产品牌，那些“新兴”的日用品，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体现出来的消费文化具有时代的表征性，是人们对于新消费品出现并且滋润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出的欣喜感慨。《物种起源》系列作品是《产品托拉斯》的深化和延续，并且在绘画语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纯化，尤其是丰富的灰色对比，显示了画家成熟高超的技艺。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上，李邦耀的《产品托拉斯》荣获“优秀奖”。该展览的学术委员会是这样评价的：“这件近乎广告化处理的波普作品在这次展览的波普作品中较为突出，画家将日常消费用具不假评判地置于画面之中，引发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警惕心态。图像的简洁与广告化手法的大胆运用，构成了作品的特点，以区别于其它作品。我们认为授予‘优秀奖’是慎重并恰当的。”

现代化进程中，借由商品散发出来的活力日渐强大，李邦耀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即将到来。所以他果断地借用波普的语言方式进行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寄情于画，期待观者能从画中读懂他的描述和表达。在创作中，他刻意地将绘画性去掉，让商品在画作上呈现一个平面化的效果，进而影射出更多概念性的东西。他在追求创作的纯粹，后果是有人将这些作品误读成商业广告，或许这对他来说很不公平，但是他却也不愿意做过多解释，因为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观者自有心，他很确定这么清晰明了的创作是有人看得懂的，不管在哪个年代，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在干什么，那就足够了。有感于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他将自己的作品串上线索，让一切都有迹可循，填补了人们在阅读中遇到的间歇性空白。

确实，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些所谓的“奢侈品”丰富了人们离开温饱议题以外的消费世界，传达出新中国最初的消费繁荣，和人们见到新产品的喜悦。李邦耀至今还能准确说出来那个年代对于奢侈品的精简描述：“所谓的‘三转一响带咔嚓’中‘三转’是代表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一响’则是收音机，‘咔嚓’是最时髦的相机，被誉为当时结婚的‘五大件’，成为很多家庭的必备，这是当时公认的奢侈品，但是这个奢侈品在当时是比较贵的，而且比较稀缺，因为都是需要指标来购买的，另外它也是那个年代一个身份的象征，和拥有者的权力，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物质消费品给人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占有，还不是一个物质化的结果，但是90年代以后，人们对物品的追逐已经呈现出一个整体物质化的结果了。”

对于奢侈品和物质生活的看法，李邦耀自己是这样理解的：“这些东西的出现带来了新鲜和便利，我也是挺喜欢的，当年没有足够的实力去购买，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但是也没有这个欲望了。”对于物质的需求，李邦耀认为：“适度地选择自己需要的物品，就是最好的，会选择某个品牌，可能是依据一定的质量参考和个人需要，但是丝毫没有要占有某种奢侈品的欲望。当下的大众消费心理往往缺失一种理性的判断，他们在商品的购买方面存在冲动性，冲动于品牌符号的效应，冲动于日常交流中人们互相攀比的消费现状。为了不在日常生活中、不在品牌消费方面出现失语窘况，人们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对品牌的依赖性，从最初的了解，到盲目崇拜。消费文化的繁荣必然带来一系列品牌营销的策略升级，所以我在这么多年的研究物和人的关系中，创作的主题从‘物’进入到‘室内’，进入到‘家庭’，或者说进入到更多的个人空间里去，就是在寻找人们物质观念背后的价值判断差异。不同的人在选择物品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爱好和审美情趣，我希望从我的作品中，观众能发现物品主人的价值观，包括他的生活趣味，那么画作又同时地检验到了这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判断，最终汇聚成一个微观的社会缩影。”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将来的时日里，画作中所有的这些“家电”都将成为时间的代表，或许这正是他思考后的用意，他要营造这样一种回忆，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创作来记忆时代，留下曾经的情感，这比文字的记载要珍贵得多，也意蕴深远得多，不得不说他的思考带有前瞻性。

多年后的今天，拾起昔日的创作，画面中的物件虽已离这个时代远去，但是画框里属于自己的颜色和线条又是那样熟悉和靠近，将那些遥远的回忆瞬间唤醒。

坚持他的“与日同行”

在社会大分工日趋细化的当下，艺术似乎与政治毫无关系，李邦耀的画作无关政治，但是却离不开政治，不管是经济的政治还是家庭的政治都能在他的画作中寻到蛛丝马迹，这可能是那个年代画家的通性，有些元素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影响着他们的思考，参与到他们的创作中，这种极富感染力和生动性的情感因子是新一辈艺术家无法捕捉的。

如今的中国艺坛，百花齐放，多样性的创作层出不穷，艺术家们个体鲜活地游走在公众和市场的视线之下。李邦耀创作的那些缩影成为时代发展的符号，镌刻了属于一个年代的物质层次和消费精神，如果你想把他划归在那个年代，那你就又错了。一个不断思考的人，处于新的时代，必然又会创造出新的产品来表达他的探索，因为思考的人是停不下来的。一直以来关注物品背后所体现的价值观问题，《物种起源》和《看图识字》的创作是这样，《室内》和《摆设》的创作也是这样。《室内》系列的创作，画家告别了单一性的审美，画中开始出现多元的消费品，室内装修风格的差异和选材不同，刻画出不同质的生活空间，这些形象的刻画一方面展露了新时期国人消费和艺术欣赏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又给人思考的空间，想象房屋主人的价值欣赏，他们是否会停留在对奢华生活的盲目迷恋和崇拜上。

到近两年李邦耀的作品跳出了平面画布的藩篱，装置材料和新媒材也纷纷加入了他的艺术模式中，一切都为了更好地揭示他心中所想的“真相”，去诗意地、去趣味性地挑战人们的视觉。现在的李邦耀潜心于去年开始的立体作品，而且不断地摸索中，他越发觉得立体作品能将自己的情感体现得更好，更强烈。他的作品《第12个五年计划》里营造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现实迷幻感，他试图使用二维与三维空间相结合的方法，将单个物品的功能性和空间性抽取出来，于是整体空间性被部分消解为徘徊在二维与三维之间的维度，令在场“物”的存在概念削弱，实用价值遭到质疑，旨在探讨“物”在家庭等个人系统中的现实语境及意义。在此作品的制作过程中，他得到了不同于以往的认知和强烈感受。

昔日的波普艺术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未曾褪色，一如画家手中的笔，沉默着却是世间最能说会道的武器。李邦耀不紧不慢地融入在时代里，将观点鲜明于作品中，思考社会的发展，思考人们所处的环境，思考个人的创作。将最初的物化想象转变到而今的空间想象，可以看到画家在循序渐进中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却从未放缓过思考的步伐，艺术的热情在时代的起伏和转变中丝毫未受影响，他还是那个他，单纯地热爱画画，却也不再是那个一心懵懂欲为艺术家的青年，只是善始善终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用画笔勾勒出每一个能唤起观者共鸣标识的艺术者。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