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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我的艺术是有目的的，在一个人们需要帮助的时代，我愿意以艺术有所作为。”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宣言。何等鲜明。
她的一生是德国从封建的旧时代挣扎着要诞生在民主新时代的见证，正是在旧时代彻底结束时，1945年，她去世了，同旧时代一同走进历史，仿佛她将此看成她的使命，一定要将旧世界葬送掉，方可以安心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让她愤愤不平、让她激情奔涌的世界，这个让她的众多同胞，兄弟姐妹受苦受难的世界。凯绥·珂勒惠支，德国著名的革命艺术家，像一个母亲，一个具有极强保护本能的母亲，一个捍卫正义本能极强烈的母亲，用她那不仅像投枪、像匕首、更像号角的艺术，用她那表现力极强、视觉力量超震撼的艺术，将反抗的呼喊传播到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就有反抗”。这是哪个时代，一切时代的存在原则。
事实上，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人运动，如果没有珂勒惠支的艺术，很难想象会是怎样另外的一种面貌，一种不那么令人欣慰的面貌。
凯妥的作品中都是人物，都是社会最底层受压迫剥削的人物，他们身体变形，面目表情麻木绝望，眼神空洞，像失去归宿的浪儿，像没了父母的孩子。被剥夺了一切的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欧，惨况空前。艺术家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历史场面，表现它们，渲染它们，那些被噬魂的脸孔，那些被过度劳作扭曲的身体和手——凯妥表现最多的就是工人们的脸和手。
当手不能再维持存在时，人的表情是可想而知的。
凯妥出生知识分子的劳动者家庭，她的父亲原本是学法律出生，但由于他的进步倾向，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排斥，无法找到工作，只得做了一名泥水工，替人修房子赚钱养家。但他仍然重视女儿的教育，当凯妥十三岁时说自己想学画，父亲立刻支持，并为她找了一位很好的铜版画老师，还告诉她说，艺术要同现实结合，否则意义不大，第二年，凯妥已经发表了她的第一幅铜版画，这决定了她一生的艺术道路。
十八岁时她去柏林上学，进了柏林女画家协会办了一所女子艺术学校，学了两年便回到国王堡，她的故乡，开始以教学独立生活。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她的朋友圈子中多是具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她在柏林认识了版画家马克斯·克林格，后来又认识了她的丈夫卡尔·珂勒惠支，这些年轻人都是极具进步意识的“新人类”。珂勒惠支同卡尔于1891年在柏林结婚，住在柏林东区，那是柏林的工人区，贫民区。卡尔专门为工人治病，凯妥也因此近距离接触到了德国工人阶级最底层的生活现实。她经常为那些非人道的情形怒不可遏，这大大影响了她的艺术创作。她开始创作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版画，为工人们、为女工们、为童工们呐喊、抗议非人道的待遇和压迫。她那时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同时还在柏林女子艺术学校教书，是个全职业妇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柏林本身就像一个大革命实验基地，文化艺术和工人运动都非常活跃。1902年，凯妥的版画《织工暴动》在展览上引起轰动，媒体反响强烈，德高望重的老画家阿道夫·门采尔提议给予女艺术家大奖，但被德皇威廉二世否决，这个军国主义的帝王非常反感凯妥的艺术，轻蔑地称其为“下水道艺术”。可想而知，当版画《力普克内希特的葬礼》展出后，普鲁士宫廷就把女画家看成危险人物了。
凯绥·珂勒惠支终生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她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这已经足够让政府讨厌她了。1917年，她的小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后，凯绥·珂勒惠支成为了一名和平主义战士，她决定，对社会和对人道的关怀将成为她艺术永恒的主题。她表现贫穷、剥削、压榨、女性的悲惨境况、童工的凄凉处境，还有战争中的亡者和伤残、以及无家可归的人……艺术，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成为人道主义的武器。
纳粹上台后，凯绥·珂勒惠支成了他们的眼中钉。1933年，凯妥被停职，并被开除出普鲁士艺术学院，被取消院士资格，1936年，她被正式禁止参加任何展览。
凯绥·珂勒惠支来过中国，见到过中国当时的革命文学家鲁迅，两人的艺术语言都很锋利，但凯妥的版画，其视觉冲击力更加直截了当，她被称为德国的戈雅，是德国历史变革中的一个强音符，一枚不可多得的强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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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