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曦云在《提升素质和商业化——艺术人的新目标》一文中，强调：“在当下的局势中，需要艺术家成为高素质的人，而不只是技术发达、头脑简单，或者通过装疯卖傻、撒娇发嗲来与众不同。这时，应该反观自己的不足，不断补足和提升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人’需要的素养。技术不是没用，但只有技术就没用。”(《收藏趋势》2013年2月刊和《艺术国际网》杜曦云的博客2013年2月17日同名文章。下同。)
一般来说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常识。但他又说：“……这时，艺术圈里回过神的人忽然明白：原来，所谓的‘艺术’其实只是技术，掌握了别人没有的技术时，就拥有了用技术来说话的特权，别人即使有话却说不出来；如果技术面前人人平等，艺术家也就没有了特权。”
这就很离谱了。什么是“所谓的‘艺术’其实只是技术”？杜曦云这里的“艺术”显然是泛指以前的艺术，而不是特指那些没有精神深度的当代艺术。但艺术从来就主要不是技术问题，如果说传统艺术是审美的艺术，审美主要是技术问题吗？审美从来就是与情感和思想有关的问题。我们的传统书法、绘画中蕴含的哲学、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内涵主要是技术问题吗？
现代艺术是崇高的艺术，崇高就更不主要是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精神自由问题；而且如果说传统艺术的“写实”还有所谓技术难度的话，那么现代艺术已经开始淡化、甚至反技术了，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有什么技术难度？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的滴洒画有什么技术难度？它们的价值完全在于“崇高”及其美学的思想难度嘛。
后现代艺术的怎样都行就更主要不是技术问题了。
而今天的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观念”的当代艺术，重要的本来就是“观念”或者说重要的是“观念—语言”的思考，技术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了(这里的技术不能混淆于语言)。
所以，怎么还能说“所谓的‘艺术’其实只是技术”呢？而如果要针对那些没有精神深度的当代艺术，那也只能说“所谓的‘艺术’其实只是无聊艺术或肤浅艺术”。
而且泛泛地强调当代艺术家要“不断补足和提升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人’需要的素养”，也是很没有当代艺术“素养”的。今天的当代艺术家不仅仅需要具备一般性的当代知识素养，更需要非常“专业”的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等角度发现人的存在问题的能力，现在的艺术家一个个都能特别“当代”地夸夸其谈，他们好像不缺一般性的当代知识素养，他们恰恰缺乏的是比较“专业”的当代艺术的思想和方法论。
杜曦云说：“贴着‘艺术家’标签的人，他的体验和思考比别人更精彩吗？或者这样看：哪些‘艺术家’在艺术圈外依然被人们认可和重视？目前，好像除了一个胖子，其他人都还是在艺术圈里面喊叫，圈外却静悄悄。如果这样看，其实很多‘艺术家’的想法和做法已经很陈旧，不能让艺术不断生长、延展，反而越来越萎缩、老化。”
我感到奇怪的是，一个艺术家的“体验和思考”比别人更精彩，就一定要及时在艺术圈外被人们广泛认可和重视，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吗？一种新的思想作用于社会的方式是复杂而多样的，有的比较直接，有的比较间接；有的范围广但真正的作用小，有的范围小却真正的作用大；有的通过社会普通大众起作用，有的通过社会高层管理者起作用；有的比较快，有的比较慢；有的在当下起作用，有的却要在下一个时代、甚至下几个时代或千百年后起作用(今天的思想家还到两千多年前的人类第一轴心时代的智者那里去寻找新思想的启发呢)……而超越性的先锋思想那就更加不容易及时被人们广泛认可和重视，不然就谈不上“超越”、“先锋”了，这本来就是“超越”、“先锋”的宿命。在艺术圈外“静悄悄”的艺术家其体验和思考就比“闹哄哄”的艺术家更不精彩吗？这里的精彩只能是价值判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要流传下去，迟早要对社会起一定作用。
另外，就算在艺术圈外“闹哄哄”的当代艺术家(比如艾/未/未)，又有多少普通人真正认可和重视呢？他们其实并没有被人们广泛认可和重视。一个艺术家对于社会的作用不一定是通过直接影响社会大众实现的，它可能是通过影响社会决策者、社会决策者智囊团、思想家、社会公知等等而间接实现的。爱因斯坦的理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普通人真正认可(指理解性认可)和重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
所以，伟大的艺术家——我所说的具有伟大超越性的艺术家，要去倾听终极的声音，面向未来而创作，当然也不是一定要为遥远的未来，但至少要为不久的将来吧，不然艺术家的超越性在哪里？
杜曦云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艺术时效主义，这种主义催生的只能是平庸的时尚艺术。艾未未的艺术本来很多就是平庸的时尚艺术，沃霍尔的中后期艺术许多同样是平庸的时尚艺术。
杜曦云说：“在这个传媒高度发达、资本全面渗透的时代，艺术如果想真正生效，和商业结合是最好的方式，尤其在中国。把自己的体验和思考表达出来，是起点，但表达出来后只有被别人消费，才会生效。当别人花钱购买了，这是最真实的消费，因为与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发生了最直接的关系。空谈或自娱自乐是最没有难度的，资本化并被别人实实在在的购买，是最难的，但高度也在这里。完不成这一步，再美妙的想法依然是胎死腹中。”
到这里，杜曦云简直把他自己在“当代”的艺术“体验和思考”的荒谬暴露无遗。我在拙文《“资本神话”与“苍蝇艺术史”》中曾说：“就总体来说，凡是能够为资本所运作而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当代艺术肯定不是真正先锋的当代艺术，而最多只能是通俗化的、甚至是庸俗化的当代艺术，而这样的当代艺术已经失去了当代艺术的精神性和超越性，它们只会像苍蝇一样，想方设法追逐着资本的臭味，资本也正需要利用它们的通俗或庸俗获取利润，它们各取所需，臭味相投。所以‘资本’能够决定的当代艺术只能是‘苍蝇艺术’，在资本制度极不完善和政治体制严重滞后的中国更是如此，而真正有价值的当代艺术恰恰都在资本之外，它决不是资本能够决定的。”
所以，能够与商业结合成为最好方式的艺术绝不是先锋艺术，而只能是“苍蝇艺术”，超越性的先锋艺术总是在商业、资本之外。杜曦云完全没有那种针对社会既定秩序(包括社会商业、资本秩序)的“反抗的现代性”观念，面对商业、资本导致的人性异化等现代社会问题视而不见，不懂得文化现代性就在于反抗导致社会问题的一切社会既定秩序，还以为向商业、资本投怀送抱就是“生效”，一副“有钱便是爷”的嘴脸。
实际上艺术的消费方式也从来就不仅仅是商业买卖，甚至主要不是商业买卖，今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艺术消费都不是通过花钱直接买艺术作品而实现的，能够买艺术品的有几个人？被商人购买有什么高度？商人不敢买、不懂买那才是先锋高度！社会大众对先锋艺术的消费更不是通过艺术买卖(也卖不出去)、而是通过媒体传播而慢慢实现的，而电子信息(包括网络、手机等等)为先锋艺术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当然还有其它的传播方式)，先锋艺术不被人购买怎么会“再美妙的想法依然是胎死腹中”？今天，着眼于价值而不是价格、着眼于意义而不是生意的理想主义当代艺术家，完全有较好的条件实现自己的人文理想。而批评家应该做的就是要不断锤炼超越性的慧眼，去发现那些真正具有超越性的艺术作品，并为它们鼓与呼。而先锋艺术家的生活主要不是靠艺术、而是靠其它手段来保障的，这同样是先锋艺术的宿命。
杜曦云最后还要说：“那些意识到艺术商业化、艺术资本化、艺术金融化的人，由艺术家转型为综合型的艺术商人，这些人更符合这个时代对‘艺术家’的要求。”并在林正禄批评他的博文《艺术不是商业的奴隶——批评杜曦云的<艺术人的新目标>》后发帖拿沃霍尔的一段谈艺术商业化(金钱化)的近乎恬不知耻的话为自己辩护(见《艺术国际网》林正禄的博客2013年2月20日文章及其留帖)。
杜曦云眼睛里大概只有沃霍尔、杰夫昆斯和F4之类的所谓商业化、资本化、金融化的艺术家，但我只知道这些“艺术商人”早已只有商业、资本、金融，而没有艺术，他们在我的批评中已经就是典型的“苍蝇艺术家”，杜曦云认为“艺术商人”更符合当代艺术家的要求，难道希望当代艺术家个个都成为“苍蝇艺术家”？如此，中国当代艺术先锋精神还要什么希望？！
所以，杜曦云的“艺术商人论”，不过是“苍蝇艺术”追逐金钱的变相说法，可名之曰：当代艺术的“苍蝇主义”。而他的荒谬的艺术“技术论”、“素养论”、“时效论”、“消费论”与“艺术商人论”有内在一致性(今天的“商人”是特别讲究时效和消费的，也是需要一点反技术的“当代”空泛素养的)，不过是“苍蝇主义”的各种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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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