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在中国这几十年来是一个特别的词语，在一段特别的历史时期有人因此锦衣玉食，有人因此家破人亡。特别的历史时期酿造出“体制”在中国无以伦比的强大威慑力和影响力，从民国末年到现在，“体制”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灵魂并控制着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长。这段历史形成的原因及其复杂，其根源可追溯到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或者天地会、满清入关等等。数百年的新仇旧恨最终凝结成如今的“体制之痛”，这是众业所感而成。

艺术上的“体制”指的是美协、画院、艺术院校等拿国家工资的文化事业单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艺术体制同样具备强大威慑力和影响力，它同样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灵魂并控制其成长，它不但能让艺术家获得精神上的支撑同时还能获得幸福生活的物质保障，并引领着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无比光明和荣耀的事业。

体制的这种现象，从“改革开放”以后发生变化，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在那个著名的“春天的故事”以后发生巨变。艺术上则是从“85”到“圆明园”再到“798”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变革。85 带来现代主义启蒙，圆明园开启了艺术家真正独立的创作和自由生活的方式，随着 798 的诞生，中国则进入了狂飙突进的艺术市场化时代。艺术市场的到来让艺术家不但能独立的创作生活，还能靠艺术发家致富名利双收。在经历了这三次艺术变革之后，中国的艺术体制已失去往日的辉煌，伴随着中央文化事业机构改革的各种文件，“体制”不再能带给艺术家安全和荣耀，更不能让艺术家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很多体制内艺术家开始进行反思，开始寻找新的方向。什么才是艺术的使命？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带来内心的真正满足？如何做艺术才能真正体现出生命存在的意义？当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进行这样的思考需要具备独立思维的能力。

对艺术和生活的反思，让众多的艺术家开始做出新的选择，并在创作中出现新的变化，这种现象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尤其明显。从首都到地方，从八大美院到各地艺术学院都已经形成不争的事实。此时，在云南，从杨剑波的画面上，同样让我看到了这种现象，看到了这种对体制的反思。

无论什么人，身处何处，何种行业，如果缺乏反思的能力，那么将失去进步的力量，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认为能进行反思的艺术家是幸运的，这意味着他将获得进步的力量。而墨守成规，依然在体制惯性内昏沉度日，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从来没有一劳永逸之事，规则一直在变。不断反思，不断学习，才比较有可能实现一段饱满和精彩的人生。

从杨剑波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绘画上所作出的努力，犹如史诗般的《隐去的2011——33》表现出他优秀的绘画能力与气势。同时也能看到在中国，在体制之下变革之中艺术家个体对待艺术的普遍状态，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规则所产生的焦灼和无所适从。对于他的反思和改变，我认为非常明智。这样说并非怂恿剑波去摆脱体制，恰恰相反，我认为剑波的反思结果既可以是对过去艺术方式的放弃也可以是继续坚持。无论方向如何，反思后的决定终是可以信赖的。而通常情况下，中国的艺术界常常把体制的对立面称为江湖，江湖中的艺术往往立足于对体制的批判和反思，批判和反思的结果便是否定体制肯定江湖。如果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只出现一种声音的话，那么这样的反思是非常遗憾和无效的。只有多种声音并存，才能更加彰显出彼此的精彩，也才能实现更加文明和进步的生态。只是无论各自坚持什么，必然要经过反思找出其坚持的理由和依据，而不是随波逐流的惯性使然才好。

对于坚持多年的创作方式的反思和改变，必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超越惯性，突破成规是非常痛苦的经历，这需要强大的勇气与智慧。杨剑波在近年来的创作中一直试图超越自身十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力图发现一些新的能够更加激发起创作动力的方式。不论材料试验还是画面图像的更新，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创作状态，通过状态的调整来重新认识艺术认识创作，从而获得一种更好的与艺术相处的能力。尽管他还在调整的过程之中，但对于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人来说，做出改变的决定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剑波是中国众多出生于文革后期艺术家中的一个缩影，尽管从他过去的经历上看，他简直就是让人嫉妒的时代宠儿，但从中仍然难免这一代人在社会剧烈变革中所经历的阵痛和隐忧，这是整整一代人都必须面对的结果，而这种隐忧也许才刚刚开始，也许由来已久……

——薛滔

20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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