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采访前查阅韦力的资料时，安妮宝贝被这位“书痴“给吓住了——“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善本逾10万册，四部齐备。明刊本已逾1200部，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800余部，活字本600余部……”
不上电视、不做录音、不照相，是韦力的一贯原则。在《古书之美》里，韦力关于藏书的点滴感悟，散落在他与安妮宝贝对谈的角角落落。
多年的藏书，深深地影响了韦力的性格。“读古书，会读出自己的小，读出自己的浅薄。”韦力说，读历史上的书，逐渐看到科技在不断增长与传递，但思想并非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当初诸子百家的思想很先进，经过2500年，我们没有看到思想上的递进，只是不断地嚼舌头。”
对此，韦力冠之以“悖论”。“一开始便是顶峰，然后慢慢衰落，这是我读出的无奈与扫兴。”
“今天的藏书家，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藏书历史产生了割裂。”韦力认为，也有留下来的老一辈，比如黄永年、黄裳等，接续了民国的一些文脉，但已不成气候。“新一代的爱书人，与古代、近代藏书家不是一回事，藏书实际上是断档了。”
在韦力看来，在古代，知识、权力、金钱是一体的，有钱人基本上都是有知识的。民国时代的大藏书家，无论是傅增湘、陈澄中、“南浔四象”等大藏书家，都是绝对的社会精英。“而今天，如我这般小人物都能得到，对我而言是幸运，对社会而言却是悲哀。这么好的东西，如此轻易地聚在一个小人物手上。”他得出结论——这个社会的收藏体系是有问题的，它本应由能力更大者来完成。
如今，一些人家里没有书房，根本不读任何书。韦力觉得，这怪不得大众，大众是可以引导的。“所有口号都是学好数理化，都是用理工代替人文。‘因为这样，所以那样’构成我们社会普遍的句式，没有不为什么而做的事。这是彻头彻尾的功利。”此时，就更需要人文精神这样的润滑剂。
在与安妮宝贝的笑谈之间，韦力把自己称为标本。他不否认，自己的藏书行为，有着标杆意义。
“我想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告诉人们，什么样的存在是精华与优雅。让别人看这个人做这样的事情，这样来思考这个世界，这些书对他产生哪些影响。”这是在藏书之外产生的、一种近似于行为艺术的做法。
【相关链接】
【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