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言传：戴卓群、武小川对话

地点：西安纺织城艺术区

时间：2013年2月16日

戴卓群：我觉得聊点儿，不要太具体，你的一些想法、思路里边的东西，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武小川：一直觉得这个展览就是一个小结性的梳理，当然是要拿出架式、拿出状态。艺术样态的风格其实不是艺术家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艺术风格其实就是人的风格，体现对艺术的判断，是对每一时间、每一生命过程的验证。返回头来梳理这几年整个线索的时候，我会不自主地发现，还是有一个自自然然呈现出来的一种个人境遇，这种境遇其实一直在关注生命的或者是生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也是年轻的时代让我一直逃脱不掉、克服不了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都是跟生命的成长体验相关，在这样一种大的框架下展现每一个具体现实。

戴卓群：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你什么时候有主动的意识，觉得自己真正进入一个创作状态，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开始工作？

武小川：我经历的是典型的学院教育，1989年上西安美术学院附中，1994年上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直接回西安美术学院教书。但当毕业后开展独立艺术创作时，发现所有学到的学院技能，难以与自己内心的判断或者说内在的呼唤相一致，长期学院的训练形成的技术惯性，拉扯着我朝向一个“非我”的方向滑行，我强烈地怀疑这些学到的精准的绘画写实手法，就是我的艺术安身立命之所？它能反应我的所思所想吗？长期作为好学生的目标带来的是一种独立人格的缺失与文化人格的异化，丧失自我让人非常痛苦。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但有意识地重新构建自我，是一个非常缓慢与焦灼的过程，尤其又在偏远的西北，没有过多的启示与鼓励，只能听从内心召唤。大概从1999年开始，我画了一批抽象作品，力图控制住自我技术的惯性，经过一年半时间，从2000年前后才进入到贴近内在的自我表现，切身体味到一种真正的艺术家的状态。2004年之后，由于开始做一些学校的行政工作，繁重的社会工作带来了对人生体验的重大变化，我努力将这种独特的体验转换到艺术形态的建构中，艺术成为我人生的暗喻与纾解。

戴卓群：做为一个学院体制内的艺术家，相比于自由艺术家，对你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利或弊？

武小川：学院的工作我将其看待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工作，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中人不得不面对的责任与担当，尤其作为知识分子，决不能脱离某种形态的社会实践，只有此，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理念才能得以落地，不断推进并实现自由的超越。学院体制，潜在地为居于期间的人预设了一些问题，这往往是囿于制度的游戏与自身的格局，往往与鲜活的文化发展相却甚远，抽出身来看，这些问题有时甚至是十分陈腐与愚蠢的。我身在其中，不得不受制于这种游戏与格局，常常有一种无力感，难以自拔，这其实也对应着人生的无奈。实质上，我是将学院转换成一宗社会景象来看待，这样才可能留存对此研究与观察的距离，我是在将这种社会化的人生经历，当作我的艺术文化的创造力的资源，努力将期间的人生况味与命运境遇，尽可能地转换为文化艺术的形态，基于此，我才可能获致慰籍并兴致勃勃投身其中。

戴卓群：是什么动因，会让你考虑进行十王像的创作？

武小川：十王像是我对逝者悼念的一种形式。对于生死，其实构成了我青年时期艺术的内在维度。这种关注，主要来自于个人的经历，青年时代，生机勃勃，但死亡的来临构成最为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是无法抗拒无法逃遁的，更是难以承担的。我对人总有一种悲悯的感怀，尤其对待那种夭亡之人，无论曾经他做过什么，如果是一种暴毙的人生结尾，总是让人徒增悲凉之感。2009年时，我选择一些60年来位及人极，在位时又由于种种原因不幸亡故的各国领袖，为他们立像纪念，这种纪念更多的是体现人性的基本原则。这里面也有一种个人心结，也是在绘画过程中，在形象的描绘中，不断找寻那种不可言传的形象因素，这种形象的信息是否预示着他们戛然而止的人生定数？这大概是我创作的内在动因吧。

戴卓群：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惑是什么？

武小川：未来感的消亡，生命的无力，时间的无情流逝，都是我最大的问题与困惑，虽然已快步入中年，但是，对生命的未知与激动还都没有泯灭，也是此种迷惑，内在地支撑我通过艺术思考与实践来探究人生的秘密。虽然说未来感是基本没有了，可能这也标志着青年时代的结束，但从自己孩子身上又重新看到人生另一种形态的未来感。

戴卓群：有一个现象，整体来说大多数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是外向式的，自我表现和社会景观居多，是什么样的一种经历或者是一种经验让你的创作这么早就可以向内去省视，进入一种反观或者是进入一种身体思辨的层面。

武小川：应该是性格结构决定的，个人的经历，无论是打击也好、启迪也好、震动也好，生成许多内在的极为个人化的体验，我对外遭的每一个事件，每一种经历，每一个社会问题、成长问题，内心的焦灼十分剧烈，产生情绪的“量”还是比较大，这种“量”其实就是个人某种真实，作为艺术家，他的艺术肯定对应某种内心的真实，也对应某种他对社会判断的一种真实。艺术创作的结构、个人心理或思维的结构，认知的社会结构，艺术就是结构的对应物。所以我就特别关注个人成长过程中所有外化的一些事件、事情对我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我的艺术方向是内向的，不是指向外，即使我通过外化的物或者说题材表达的时候，其实更多的还是关注于个体的体验和内在经验的一种转换。我过去想说我的艺术作品不可能表达思想，但是可以表达思想的某种情绪，这是我一直努力在挖掘的。所以有一些时候我自己看会有点儿晦涩，但是我个人返回头来再看的时候它所反映的情绪，是那个年龄段最为全然性内在性的反映。

戴卓群：我看了不管你的绘画还是最新的观念影像的作品，与西安本身的历史文脉息息相关，包括我们的言谈和闲聊过程中，你对整个关中的地域文化非常关切和熟稔，你除了大学四年是在北京读的，基本上是生于斯长于斯，你长期呆在西安这个地域，你有没有能意识到它对你的滋养或者是限制有具体的体现，经常会考虑你跟北京的艺术家有什么不同吗？或者比方在一种同步前提下，你跟其他的艺术家的生活或者思想状态有什么不同？

武小川：我其实挺纠缠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来自于这种简单。因为看似中国当代艺术史发展的场域是发生在北京的，大家就会以为北京就是当代艺术所产生的必然的一个现场，也可以说是中心。我当时离开北京最大的想法，是觉得北京潮起浪涌的，在自我系统不成熟时很难坚守住自己的真实。在我的艺术概念里，我觉得艺术一定是表达某种真实的，表达个人的体验和对生活的判断，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原则。所以在西安那么多年，虽然离开了文化发生的中心（北京），有时候也会焦虑，但是我一直觉得应该坚持在我自己的艺术真实中。我认为，西安对于我来说，构成一个叫做“文化主体”的不尽源泉，它是构成我文化主体最核心的部分。从小在这样的空气中长大，在这样的环境、阳光下，这样的四季转换中，在这样的食物和习俗中长大，这种东西是我的一个真实，也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之所在，这些都构成我的文化主体。包括我去做汉唐帝王陵的一个文化实践，它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历史或者是传统，它是我生存的一个背景和现实，我从小在上边玩儿，在周围游荡，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个人的体验和独特的记忆，因为有这种的体验和个人记忆，我才可能敢去触碰这种看似宏大的题材。有时候我也说传统只可能在个人的记忆中被激活，恰巧如所有的这些遗迹、废墟、大丘、荒原、残塚、夕阳、斜沟，在我个人生命中占有非常深的印记，这其实是我个人艺术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结。这个地方在过往的岁月也产生过很多知名或者不知名的文人和知识分子，这种人对我个人的影响也挺大的，这些人就像《白鹿原》里边的朱先生那样特别“接地气”，他就是因为生活在生活中，我觉得很多人生活在不是生活的生活中。这些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生活在具体的家族中，生活在具体的人脉关系中，而且这个人脉关系又绝对是一个传承有序的、一种稳定的、有机的、良善的传统结构。虽然这百年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颠覆和变化，但是这些人所勾陈出来的或者所践行的义理，都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这其实是启发我艺术实践的一个特点和性格，就是要朴实的、诚恳的在土地里工作，在你的根源里边去安心地去做，一点一滴，踏踏实实，多费一些精力，这都是我们这儿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