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是广义去现场完成他的作品的时间。肖全跟着他拍摄了整个过程。广义将他夹有朗世宁圆明园设计图的十二块有机玻璃板安放在十吨建筑废灰上面，他暗示这个地方就是八国联军当时毁掉的圆明园现场，尽管他不断告知他不打算带有任何倾向，而仅仅是给观众提供思考与联想的可能性。这天清晨，肖全给我们拍摄了一些照片，清晨的阳光柔和之至，我们围着San Servolo岛边缓缓散步，领略空气的清新。记得在1991年的时候，我和肖全到武汉，与在那里的王广义、舒群、任戬、魏光庆见面。我们讨论1989年之后新艺术的可能性。从1990年到1992年，我去了好几次武汉，有一次还见到了培力。这正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概念流行的时候，大家经常有“本质的深渊”、“无底的棋盘”这样的表述。的确，当西南艺术家还在为严峻的政治与现实感到极度的不安时，在武汉的艺术家似乎已经将两年前天安门广场引发的现实问题放在了一边。的确，商品经济的概念在1991年之后开始逐渐为“市场经济”所替代，直到1992年，人们不再囿于旧有的概念。所以，在武汉艺术家的嘴里，你可以经常听到“延异”这个词，那时，我联想到的是好几年前北方艺术家群体对“理式”或者“理念”这类词汇的借用。我还不清楚这个习惯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我被武汉的空气所感染。一天，黄专在他的小屋里等着我们，据说，是艺术家们挑起来，希望看到我与黄专辩论学术问题，他们说黄专是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方法论这个路子的，有范景中(范景中后来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也成为了他的学生)作为后盾。那以后，我把在武汉美术院的严善錞，和在广州的邵宏、杨小彦联系起来，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帮人，我的知识不如他们。很快，1992年，我已经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宿舍黄专的家里吃饭了，这时，湖北的人都迁徙到了南方。对武汉的记忆来自很多方面，肖全给我和广义在三涵宫拍摄的照片成为那时我们的精神面貌和现实的准确记录：独立、年轻、仍然保持着理想、准备再次出击、但是所拥有的资源仍然有限。广义的大批判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当我们熟悉的形象(工人、农民与解放军)出现在他的画室里的画布上时，我意识到新艺术已经开始。从抽象的概念到具体的形象，王广义始终关注的是一些被称之为“观念”的问题，他寻找人们熟悉的形象，却说这个形象与其本身的历史背景没有关系，他说他拆开了形象原有的逻辑，不过是让作品提供盲点。人们在他提供了打格子的毛泽东的作品的同时，听到他说他要“清理人文热情”；见到了他的“大批判”，他却不认为那些“工农兵”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将朗世宁的设计图放在那里，告诉意大利人：这圆明园可是意大利人的作品，然而今天已经成为废墟。广义没有说他想指责意大利人，可是，他知道八国联军有意大利的军队。张培力说，有资料表明烧毁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可是我们也知道，历史文献也表明，在前前后后的破坏中，同样有关于意大利军队参与的记录。广义的作品从来就是这样，他提供人们熟悉的资源，却否认这个资源在自己作品中与原有逻辑的关系。事实上，他想打开任何可能性，他似乎确认，艺术的魅力就存在于可能性的无限衍生。

这天下午，艺术家们的作品都已经在展览空间呈现，Umberto Vattani很激动地与我交换了他对艺术家们的作品的感想，在办公室，他对展览作品一一进行了分析，他尤其表达了对岳敏君作品的充分理解，他在说到岳的作品时，把东西方文明的形式因素进行了很细腻的对比。当天，Umberto Vattani请我到LiDo 岛上的一个靠海的餐厅共进晚餐。黄昏里，从我们的餐馆可以眺望不远处的San Servolo，当落日接近地平线的时候，San Servolo渐渐变成了一个剪影。Umberto Vattani说，这里看上去的风景非常漂亮。日常生活中，我熟悉这样的描述，显然，这里的风景看上去非常漂亮。但是，给我印象深刻的是，Umberto Vattani说：自然是奇妙的，每一刻都会有变化，我们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不会重复的，这样，我们在同样一个地方就能看到无数不同的美丽图画。这样的描述让我获得了启迪，我对日常的变化实在是太不注意，也太粗糙了，的确，几分种的时间，我们已经目睹了天空与海面上色彩的丰富变化，风景本身奇迹般的改变让我们感到如同更换环境一般。晚上九点之后，太阳迅速落下地平线，金黄色的世界变成了暗红色……黑夜终于降临。

30日，一些涉及现场包装指示系统的工作需要平面设计师殷九龙和他的助手去本岛解决。在San Servolo已经紧张了四天，终于，有空闲去本岛了。在苏州雅集认识的何多的学生喻传红本来要与她在威尼斯的朋友见面，这样，我们一块到了本岛，在圣马可广场的红色咖啡区域与肖全、殷九龙以及他的助手见了面。

在殷九龙等人的建议下，我们乘坐Gondola在威尼斯水城中游荡。我们一行在圣马可广场的露天倾听音乐，任何到过威尼斯的人会同意，这是美好的地方，尽管音乐很重复，在这里，我更愿意说：美的就是美的，很多听过的音乐仍然会让人内心荡漾。听觉会保持记忆，广场各个咖啡厅外面表演的很多音乐让人回想到80年代的情境，我经常用十分拙劣的磁带录音机听着从这个人那个人(在成都经常是易丹、周春芽、张晓刚)那里转录过来的西方古典音乐(当然也包括像拉赫玛尼诺夫这样的俄罗斯作品)，可是，那完全没有影响我们对西方音乐的欣赏与理解，今天，那些悠扬的旋律不过是旅游胜地里的一个消费内容，广场来往的游人所构成的轻松气氛减弱了我们当年内心对西方音乐的神圣性的对待。

这天是我唯一没有太多工作的一天，回到San Servolo，我们看到，除了张培力需要对他的“塔”进行更精细的调试，展览布置已经全部结束。

意大利6月1日上午不到11点的时间，最后的大队伍乘water taxi到达了San Servolo，两条船并行在码头边，人头一个个地从船舱里伸出来：岳敏君、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他们一个个地上岸，高士明、刘淳、冷林、朱朱，一串人的名单：何多的女朋友郑越、从本岛过来见何多的李飒、聂荣庆、霜霜、BRUCE、孙越。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天气，任何一个普通的相机都能够将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象轮廓非常清晰的记录下来。我注意到，头两天就到达威尼斯的温成，在码头与接待厅来回穿梭进行他的拍摄工作。温成作为威尼斯展览工作队伍中的一员非常偶然，有一天，他电话告诉我：“我是温成，吕澎，我听说了你们在威尼斯的展览‘给马可波罗的礼物’，这个计划很伟大，我很有兴趣，是否可以让我来为你们做一个纪录片？”我记不清楚谁是温成，可是，我从口音感知到这是一个外国人，但是，突兀的要求让我一时没有判断。我告诉他，你做一个计划吧，我看看具体你能够做什么。很快，他通过e-mail将他的想法告诉了我，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展望个人展览的晚餐上见过温成，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勤勉的拍摄者，那种工作的敏捷状态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所以，当我一读到他的e-mail中的说明与计划，我就立即给他回复了意见，同意他为“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展览制作一个专题片。事实上，温成在昨天就开始了他的采访，他抓住Umberto Vattani不放，结果导致Umberto Vattani为他的采访改变了其他行程的安排。在几天的工作准备与进行中，温成的工作态度和状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San Servolo的食堂、花园、咖啡厅；在威尼斯的水中、圣马可广场、小巷、餐馆，我们都能够见到他的身影，他按照自己的习惯，顺着自己敏感性，跟踪拍摄、组织采访，他总是以一种跳跃性的姿态在人群里面穿梭，哪怕是一次晚餐的结束，他也不放弃对一位喜欢中国艺术的意大利女孩的追问，以便收获有趣的素材。

在安排了住宿房间之后，艺术家们到展厅观看作品的布置效果。这天，到达San Servolo的人陆续到达本岛，开始了观光。我与朱朱单独在那些小巷里游历。我与朱朱是04年在南京认识的，记得我们在一辆朋友的车里，他似乎很客气地问了我一些艺术圈里的问题。之前，我已经读过朱朱的文字。不过，他与徐累合作的那本可以变成两本的书没有给我很好的印象。在北京丽都广场的咖啡座，洪磊把他们的书《空城记》给我看，我翻了翻，觉得设计很讲究，不过，当时认为内文似乎有些矫饰。洪磊立即拨弄电话给徐累将我的看法转达过去，对方回答似乎有些模棱两可，我要承认，在没有认真阅读的前提下，任何人的意见也只能当作闲暇无聊时的一丝玩笑。后来，我读到了很多朱朱写的艺术家的文字，那些文字非常具有阐释性，分析很丰富，文笔很好，我想，那一定是朱朱诗歌写作的经历所赋予的。通常说，我不太喜欢艺术批评过分的阐释，可是，朱朱的文字倒不属于过分阐释的那一种，而是一种叙事，他在介绍艺术家的经历和分析作品时，总是通过文字引申出更加有内容的联想，这些联想不怎么抽象，倒有些文学性的描述，让人觉得很惬意。这么多年，批评家的批评文章，文字枯燥乏味，装神弄鬼，很难阅读。在我看来，一篇涉及艺术或者艺术家的介绍或者分析文字，需要三个主要的特点：上下文描述、观念阐释以及好的文笔。朱朱的文字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有很好的文笔。当然，没有什么语词是可以自足的，除非她是一种思想的表达，否则这个语词是没有意义的。我承认朱朱的语词是在很美的文笔中组织的，这意味着这些“很美的文笔”包含着观念的阐释以及思想的上下文。朱朱的文字中关于社会与现实的上下文描述很少，这是他的特点，这一定是习惯直指心灵的诗歌文字的诗人长期习惯的结果。何况，过多的社会与现实上下文的描述同样容易导致不着问题的边际。我觉得，朱朱的长处，正好是我的短处，朱朱的文字在感觉中让我联想到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艾吕雅(Paul Eluard)那档档法国人的趣味，尽管他的文字与之并不沾边，无论如何，他的文字给我很好的印象。结果，我们于2008年在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圣之空间联合策划了一个联体展览《个案——艺术史中的艺术家》和《个案——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在合作与交往中，渐渐成为相互很信任的朋友。

下午，我俩在圣马可广场与大队伍碰头小坐之后，就去了Rialto桥观看桥下和远处的风景。Rialto是威尼斯的历史象征，她曾经是连接这个城市的两岸的唯一桥梁，我在这个桥头上已经有了无数次观看，可是我承认，Rialto具有神秘的力量，让我每一次都有看不够的感觉，我突然联想到了2月里雨水中的Rialto周边的景致，那时人们在用扳子搭的路桥上穿梭，没有丝毫觉得别扭。尽管新闻报纸关于威尼斯遭遇严重水灾有充分的报道，但是，在这里游历的人们似乎觉得这是威尼斯天然的风景中的一部分，表现出适应与欣赏，没有觉得什么不妥。

黄昏中，我与朱朱在一个安静的小巷边的意大利餐馆晚餐。我们讨论艺术与学术问题；讨论男人与女人；……一包万宝路香烟就在晚餐中结束了。结账时，路灯已经亮了(这个季节的威尼斯要在晚上9点之后才渐渐黑暗)，我们回到了圣马可广场，再次选择了一处有音乐的咖啡处坐下来，倾听那些不会让人疲倦的旋律。这个时候，我多少想到在成都茶馆听围鼓的情景，按照描述的习惯，人们爱用“高雅”去描述西方古典音乐，而总是，至少我周边的一些朋友，也总是认为像川剧，尤其是日常茶馆里的围鼓，是俗气的。真的是这样吗？过去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今天晚上，即便我正在异国他乡倾听“优美的”西方音乐，也很容易理解：不同的语境总是有不同的感受，如果将那些着装讲究的西方表演者放在苏州园林或者中国茶馆里面演出，也许我们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语境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注意细节，就很容易肯定，文明的系统是如此地重要，不要轻易地去说“融合”，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文明系统中游历，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打破她们内部的逻辑关系。后现代似乎没有顾及这些，可是，那些敏感的创造者也许才真正懂得什么是“融合”，尽管“拼凑”、“挪用”是这么多年流行的方法。

离开广场中心，我们沿着回廊观看夜晚的圣马可，广场出口的一个咖啡馆音乐台下已经非常黑暗，有一对中年夫妇在随着音乐跳舞，其实，那些咖啡座位已经几乎没有客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对舞伴的兴致，他们只需要音乐，不需要观众。

在20号码头等待回San Servolo的船只时，吴山专发来了一个短信：天媒肖哥，拍摄成功。我知道了，有TOBUY IS TOCREATE霓虹灯的San Servolo夜景一定好看，作为威尼斯商人家族成员的马可波罗应该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