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是开幕式的一天，下午不到8点的样子，奥利瓦(Achill Bonito O1iva)来了。他在Umberto Vattani的陪同下，来与中国艺术家问好。奥利瓦是中国艺术家非常熟悉的意大利批评家和策展人，他在1993年策划的“东方之路”和“开放展”把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带到了威尼斯，带进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这一届(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非常重要。这个故事已经不用在这里叙述了，它几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常识。尽管展览之后栗宪庭对奥利瓦的选择仍然不满意，但是，没有这个意大利人，我们的确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终究会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世界中去。就在1993年，王林在《读书》第十期发表了一篇叫做“奥利瓦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的文章，他的中心意思是说，中国当代艺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仅仅一个不了解中国的意大利人，无论他是谁，难以有准确的判断，对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兴趣，不过是西方的视角和意识形态策略而已。所以，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能寄托在奥利瓦这样的西方人身上。不过，他引用了中方召集人栗宪庭的话：“然而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适应他们的规则，因为这是西方的展览。”也许那是一个艰难岁月，警觉者天生有一个提防的心理，紧张中国的艺术史被西方人乱写，紧张自己丧失了“决策”的权力，在2002年的时候，年龄很大的批评家贾方舟还是这样说，“真正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的、并能对它作出深刻阐释的只有中国的批评家。我们不能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上。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靠中国的批评家来扶持中国的当代艺术。”不过，时间到了2009年的今天，那些唠唠叨叨的批评家还没有认真地说出，除了被西方选中的那些艺术家外，哪些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可以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这时间可是已经过了十五、六年了，警惕被西方颠覆的心理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消失，很多批评家至今也是这样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的。“西方阴谋论”成为时尚术语，让那些如此判断者高兴得不行。

我一直不是很在意这样的问题，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艺术判断就拿出来，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与警惕。所以，当Umberto Vattani推荐奥利瓦来做意方策展人时，我很高兴，能够与这个老头合作一下，不是很好吗？他也是人啊！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对诗歌和艺术具有洞察力的人，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所作为的人。他的英语讲得不是很好，所以只能简单地与大家聊天，Umberto Vattani很快就开始组织奥利瓦与艺术家们合影，在合影的过程中，奥利瓦把易英翻译的他写的两本书《叛逆的思想》和《马塞尔杜尚的一生》送给了我。我觉得他很友好，挺有趣的。

开幕式是在8点过十分开始的。首先是Umberto Vattani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知道，Umberto Vattani是真的喜欢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尽管他年纪很大了，但是，他精力充沛，思维十分敏捷，最让我吃惊的是，在我们2月访问期间晚上听音乐会的时候，他居然在等待开幕的前十几分钟里，在纸上已经将整个展览的安排与策划勾勒清楚，他还将开幕式的程序作了考虑，他在整整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下那些层次清楚的文字，让我非常感动。尽管12月26日接受参加展览的申请时间早就过去，也正是Umberto Vattani的努力，使得本次展览作为双年展的一部分成为可能。我用吃力的英文向在场的嘉宾说明了展览的策划思想，并一一介绍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接着就是奥利瓦即兴发言，他一会是意大利语，一会又用英文，我没有太听得懂他的意思，不过，他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与他重新构成了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关系，继续着东西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我没有把他的这个比喻看成是夸张，而仅仅是理解为和谐气氛的风趣。王广义接着奥利瓦后面发言，他说，很遗憾，马可波罗没有机会看到今天中国艺术家送给他的礼物，不过，他相信，老马的后裔会接受这些礼物，并转告他们的先人。在王广义发言后，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张晓刚和叶放代表参展艺术家将大家于4月9日在苏州完成的册页赠送给Umberto Vattani，那册页上面有十位艺术家用毛笔画的石头、花瓶、梅枝、流水以及其他非常中国的东西。那天晚上，大家在酒后倾听琵琶和昆曲，并在三个册页上涂涂画画，在其中一个册页上，每个艺术家写了“精神”二字，可是，从那些乱涂的笔迹上，还是可以透露出每个人的气质。将册页送给Umberto Vattani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与我们的主题有些联系，毕竟是东方人要送给西方人的礼物，那些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才能找到上下文的物品，具有特殊的教养与贴切。最后发言的是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龚明光，他将九位男艺术家与一位女艺术家共同举办展览，比喻为中国的阴阳，次日在本岛宴请艺术家的午餐上，Umberto Vattani还重复了这个比喻。

开幕式讲话结束了，晚餐party开始，来宾与朋友们喝酒聊天不在话下。让大家吃惊的是，奥利瓦的舞姿很有风格。那是酒过三旬的时刻，他一只手夹着雪茄，另一只手居然将酒杯顶在头上，表情颇为诙谐，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肖全很及时地记下了这个瞬间。我端着酒杯与他有好一段时间的共舞。我不会跳舞，凑热闹的情况也很少，可是，在意大利人和欧洲人占多数的场合，我觉得跳舞变得非常随便，完全没有尴尬与不适。其实，也谈不上非常高兴，只是借着酒性，借着放松的环境。唯一可以理性地分析的是，工作已经结束，可以放松自己了。

在舞会开始一段时间后，张培力、黄专和王广义回到了14号楼。现场，只有张晓刚和何多苓很有兴致地观看着。我问刚儿感受如何？他说，虽然自己不去跳舞，但是，这个场面能够让人感受到活力与热情，这样的气氛很养人。刚儿已经很多年不习惯早早睡觉，他甚至害怕单独与黑暗，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感觉。他直到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对6月3日的研讨会没有太多值得记录的印象。只是在研讨会上春芽回答台下的提问很好玩，提问者多少有些质疑的暗示，这位中国艺术家用狗做题材的时间已经有很多年了，今天，再次用狗来参加展览意味着什么呢？周春芽回答说：“我觉得马可波罗不会反对我送给他的礼物。”台下一片笑声，这个回答的确很智慧的，我觉得。还没有正式展出的时候，就有游客在雕塑边照相，小孩骑在像马一样大的绿狗上开心死了。快撤展的时候，我听说，很多观众对周的狗特别喜欢，其实，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在研讨会上见到了莫尼卡(Monica Dematte)算是一件事情。在1992年的时候，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年轻的莫尼卡，那时，我仅仅知道她是意大利人，喜欢中国的艺术。这个印象没有任何价值，不过是一个概念。以后很多年，我也是不多地见到过她，并在杂志上读到了她写的关于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的文章。直至有一天，我在798现代书店里看到了她的文集《艺术：各自为战的运动——亲历中国当代艺术20年》(2008年)的出版，才有了一个看法：莫尼卡是这么多年来的中国艺术难以简单分割的参与者。我没有读过她的多少文章，我仅仅是凭借着不断看到、听到、读到的印象，构成了这样的看法。时间的确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莫尼卡看上去明显老了，就跟她非常熟悉的那些艺术家一样。当艺术家在台上回答问题期间，我们在下面有一小段时间的交流，台下的提问和台上的回答，以及不是很流畅的翻译，刺激了她不少含蓄的言论，她的最有趣的说法是：这里这么多中国人，又是中国艺术家的展览，所以可以说San Servolo已经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了。我回答说：看来是。

晚上是程昕东在本岛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小店请客。有很多人参加。在下午会议上提出过两个问题的意大利女孩也跟我们一块。会议结束了，可是，我见她没有离开的意思。她说她非常喜欢中国的艺术，她正在写作关于王广义的研究文章，她说她今天居然能够见到艺术家本人，实在是太高兴了。她看上去有很多问题要问，在学校咖啡厅露天的遮阳伞下，她问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如何能够获得成功。我当然觉得回答这样的问题太累，但是也给她说了我的看法。她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中国艺术家，状态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我们在San Servolo码头出发之前，她犹豫着是否跟着我们，我告诉她说，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这样，她成为这帮吃饭队伍中的一员。在圣马可广场，大家都跟她一块照相，的确，她漂亮，并且是轻松活泼充满个性的那种。在饭桌上，她坐在广义与刚儿之间，她觉得她实在是享受之至，她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让这两位中国艺术家在上面写写画画，那其中微妙的语词、幽默的调子以及生动的形象——张晓刚画了一只小狗——一定成为她今后生活与学习的作料。在这个晚上，广义又一次地说出了很多生动有趣、充满智慧的话，我想，那总是酒与女人的结果。

我得坦率地承认，6月4日参观的威尼斯双年展中的任何一个展览，都没有激起我的好奇心与思考，的确，走马观花而已。我难以像有些记者甚至批评家那样，对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绘声绘色地去描述。我将精力更多地用在双年展览展览的包装，指示系统的设计，书店布置，灯光布置。当然，有些馆我没有去。事实上，在短短的时间里观看如此多的艺术品，在精神与反应上是会迟钝的。走出展区，我在海边上眺望阳光下的San Servolo，真的很近。我注意到，眼前不远的水面上，有一只用特殊材料做的船，船上一只干鱼被挂在鱼杆上，有一个人坐在船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理解为一件正在参加展览的艺术品。每个观众都可以去解读这件艺术品的含义。至于我，望过去，即便是在强烈的阳光下，也多少感受到一丝凄凉。事实上，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作品，它在海上，与这个展览区域有明显的距离。可是，一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干鱼被挂在空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身穿白色衣服，头戴白色帽子的“钓鱼人”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与内心呢？我还是用最通俗的逻辑来理解这样的情景：孤独的期待是没有结果的，鱼仅仅是一个象征，至于希望，总是画饼充饥。这件作品给我印象多少深一些，仅仅是因为我想我难以做到像那个“钓鱼人”那样孤独地长时间坐在那里，而几乎难以期待有什么奇迹的可能性，我的确没有这样的耐心。这件作品没有什么新的观念，却有一丝悲凉的气息。

这天，张晓刚邀请了几个人在中餐馆“海城”共进晚餐，以为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好好的聊天，然而，当我们到了海城饭馆，发现，还是很多中国艺术家和朋友在这里，事实上，大家都非常想念中餐。

意大利6月5日的黄昏，我们到达Amalfi。这座看上去让人联想到西班牙的小城镇有很古老的历史。Amalfi是意大利最早的共和国，建于840年。有一天，我们延着Amalfi海岸，乘着小船到了Positano，上个世纪，毕卡索(Picasso)、法国诗人科克托(Cocteau)到过这里，能够想象，这里曾经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家喜欢的地方。事实上，Amalfi海岸在20世纪50、60年代是所谓上流社会与时尚明星经常光顾的地方，原因非常简单：历史、建筑、地方人文以及领略不尽的风景。

在Amalfi的几天里，我们仍然讨论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许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经济危机、市场严重疲软、之前两年关于当代艺术的争论以及语言暴力的四处蔓延，似乎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时期真的结束了。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没有被严肃、持久并富于成果的讨论和研究的情况下，就被网络中泛滥的滥骂给覆盖了。的确，什么是我们今天艺术的真正话题？艺术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新的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抑或观看自己的内心世界？冷林、晓刚、我，我们在H. MirAmalfi酒店的露天阳台上讨论这些问题。我知道冷林这个名字是1993年，那年我从《江苏画刊》上得知冷林策划了一个展览“是我”，很快，我在《江苏画刊》上回应了冷林的观点。我记不住我说了些什么，但是，冷林的名字和他的观点对我有了影响。几年后，他策划了第一个当代艺术专场拍卖(1996年)，成绩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当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渐渐有了新的发展平台。那天晚上冷林说，现在是需要新的话题和艺术观的时候了。我们经历过了太多的关于东方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讨论，经历了很多来来回回的无休止的讨论，可是，在中国获得了全球影响力，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全球的信息有了自由、轻松的了解的背景下，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开放性实验的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究竟该如果进行下去？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多多少少有点像1990、1991年的情况，惯性的历史被一个重大事件给强行中断，我们该从什么角度、话题重新开始？

Amalfi实在是太美了。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们走进了一个似乎很古老的艺术商店，里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让我喜欢。当然，最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这里的物品的异国趣味、风格与它们的物理呈现，而是在如此偏僻的小镇，我们能够体会和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传统的有教养的尊重。那些经过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和旅游产品是如此地考究与安排，我们在其中看到、感受到、理解到这里的人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爱惜与保留。我注意到了一幅描绘Amalfi的油画，我觉得那不是一般意义的旅游商品。一向店主打听，得知，这是一幅由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画家画的Amalfi，价格为三万多欧元，当然很贵。在山上的回廊，两个在讨论也许是属于哲学话题的老人，衣服的褶皱被处理得非常肯定，远处的山脉充满空气，阳光似乎开始走向黄昏，技术无疑是高超的。我当然知道，制作这幅的画的时间正是欧洲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可是，一个可能是学院里的教授到了Amalfi，显然容易被这里的自然和历史所打动，这位画家的内心和感受，应该是真实的。的确，我们在大量的商店与古玩店里能够看到类似的作品，这样的经历我觉得也非常值得缅怀。对于生活中的人来说，我们不必处处都去使用“历史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讲，对于一个肉身的人来说，生活本身是最伟大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康德的那句名言的意思，何况，生活的体验也就是历史的体验，我们的精神永远是在历史的游历中成长的。

6月9日的上午，我们一行离开Amalfi前往巴塞尔。这时，在我的感觉中，我的工作才真的结束了。

【编辑：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