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黄印章。

有意识的收藏自1949年后开始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人民币，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60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咂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高十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儿，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不惜高价买苏东坡《御书颂》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我就和李铮先生一起，奉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老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