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雅玩数量很大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只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藏书曾被康生江青染指

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10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先生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先生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先生曾经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同时不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吗？

季先生简朴至此为何收藏

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走了，在他身后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和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作为收藏家的季羡林也同样留下了令人惊叹的文玩珍品。

季先生生活得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前几年，北大接受的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季羡林先生。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以百计！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等级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当今市价就很难计算了。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但是，他简朴至此，为什么还有收藏一好？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收藏传统，从宋代的李清照夫妇开始，历代就不断涌现大收藏家。现当代的文人雅士中，且不说郑振铎、张伯驹这些重量级的专业收藏家，就是鲁迅、郭沫若、老舍、胡适、徐悲鸿、林语堂这些文化大师们也都有些爱好。不管是鲁迅喜欢碑帖，还是胡适集藏火花，或是林语堂痴迷烟斗，这都是兴之所至，是生活里的乐趣、做学问的余兴、更是精神品位的象征，投射到今天的人们眼中，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的追思和回味了。

因为如今收藏在人们眼里，就等于是投资，是攒钱与赚钱的事儿：拍场上不断诞生的纪录，市场上不断飙升的价格，似乎都是一针针兴奋剂撩拨着人们的欲望，让人产生一种淘到宝就可以一夜暴富的幻想。似乎文化的价值是一场追逐财富的游戏，可以在市场中用价格的升降来衡量。对此，有人提出：文物收藏的拜金主义导向实际上亵渎了文物收藏的本意。

收藏没有钱是不能的，但对于文化，钱不是万能的。细数一下，像季羡林先生这样捐赠藏品的名家不在少数，像张伯驹、徐悲鸿等等也都是把毕生的藏品捐献给国家。细想一下，收藏的本意是什么？那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而这些大师们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怀——对文化的热爱超出金钱的概念，倾其所有，却不为自己占有，让文化的载体能够永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