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从生活当中拉出一个美的链条，给审美形成一个深厚的积淀，这才是艺术家所追求的——
李焕民，1930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51年调入四川工作，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执行副主席，四川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展览馆馆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四川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作品曾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全国美展二等奖，全国版画展银奖等。版画《藏族女孩》、《初踏黄金路》等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获得“鲁迅版画奖”、“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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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挖一口井为时代留痕
1937年，李焕民父亲被日本侵略者逮捕，母亲亡故。1946年，李焕民参加北师大地下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1947年，李焕民进入国立北平艺专学习，1948年因演出革命话剧《末路》被反动当局开除。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焕民奔赴解放区，在华北大学文工团工作。1948年底随解放军解放天津。新中国成立后赴中央美院学习，1951年毕业。后调入四川工作、生活至今。
天府周末：李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获得“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您已经获得很多全国美术大奖，但我们觉得终身成就奖分量更重，它不仅有艺术的重量，还有人生的重量，李老师您怎么看？
李焕民：获得终身成就奖我非常荣幸和感谢，但就我个人来看，我还真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人物。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后来的工作也是画画，一个人最感兴趣的和他的工作一致，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第二个幸运就是，在我最年轻的时候，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审美最敏感的时候，我有幸进入了西藏，写生创作。
一个人做的事情和他自己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统一，很幸福。我要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我不说别人，把我自己的审美高度留下来，留给后代，也让后代人知道我们这代人在想什么，追求什么，社会有什么变化，人民有什么要求，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一生过得很有意义了。
天府周末：您17岁时考入国立北平艺专，据说徐悲鸿给您上过课？
李焕民：徐先生对我们确实非常好，而且徐先生说要教这个开口饭，就是一年级要亲自教，使我们的开口饭吃好。我们是严格地按照徐先生的这一套教育系统受的训练。不只是技巧上，尤其是审美上，是高的审美趣味。他提倡要“方、脏、笨”。要把对象理解成方的，他说方的更接近于真理。你要画一个圆的东西，你必须先把它画成方的，方的更接近于对象、本质。不要怕脏，甚至于画脏了没有关系，要画得笨，要非常的朴实。像这种它不完全是技巧，它有一种审美的高度。徐先生还让我们到他家里去看他的原作。所以，我在国立北平艺专受到了非常正统的艺术教育。
后来，在党组织安排下到了解放区，在华北大学文工团工作。再后来，就跟随解放军参加解放天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历程，因为美术工作队的任务就是解放天津后，马上跟着解放军进城，布置会场，写大标语，忙得很。就是说我们要跟解放军同步进城，这使我看到了真正的大规模的战争，烈士啊一车一车地运出来，而且我们进城时看到了巷战，这是过去我们没看到过的。
这就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脑子里，烈士们出城，我们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这就非常尖锐，我就感觉到，只有一条路，继承烈士的遗志，一生为人民服务，不能有半点的私心，我觉得这一点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不论后来我碰到什么困难，在深入生活的时候遇到什么危险，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碰到什么不愉快，想想这些经历，什么都释然了。
天府周末：李老师您是北京人，什么样的因缘让您与四川结下不解之缘？
李焕民：1953年我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进藏区，当时只能到甘孜，因为公路还没修到西藏。我就到甘孜，后来在那儿挂了职。
这段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去了半年多，有许多体会。回来后我创作了好几幅作品。比如说《高原峡谷》，这幅画就获得了1956年全国青年美展的一等奖。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不可能有那些作品。而且这些经历还不能说旅游一趟，你必须亲身深入，深入了以后还要有创作实践，创作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找到那种带有本质性的东西。不只是社会本质，而且有艺术本质，艺术的概括力。我回来后就感觉到，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就下决心深入生活。而且这半年中我开始爱上这个民族了，爱上了这种生活，爱上了高原，爱上了蓝天白云，爱上了草原的辽阔。我是心甘情愿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还是正确的。人这一辈子，快得很，幸好我就只挖这一口井，挖深井，我没有到处去刨坑。李可染先生就说，不要到处去刨坑，要真正打一口井，要见水见油。我这一辈子，就打了这一口井，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我只画这个，我还画了很多别的，但主要成就在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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