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立于天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就敏锐地看到，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机会。

他与自己的学生、前云南都督、时任陆军编译处副总裁、高等军事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师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蔡锷，多次觐见总统袁世凯，建议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即对德进行交涉，甚至干脆对德宣战，先行收回胶州湾。

此时，德国方面也因为无力东顾，担心胶州湾一旦被协约国方面夺取，对德国将更为不利，不如直接交换给中国。但是，中德两国的接触被日本察觉，其反应相当强烈，坚决反对中国“私相授受”，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中国方面也只好不了了之，只好宣布中立。

随即，日本派兵攻占德国租借的青岛，夺取了胶州湾，并且任意扩大占领范围。这一举措，遭到梁启超的坚决反对。

1914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强烈谴责日本:

“日本若斯举动，其注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询属路人共知。……现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部亦曾见闻否耶? 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 我政府果知有保护人民之责任，对于此种举动即不能坐视，故必须曾知此事与否，曾想办法与否? ”（《梁启超年谱长编》）

这位曾受日本庇护多年的大清国政治犯，如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次年（1915），日本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梁启超的反日立场更趋强硬，先后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认为日本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国是“谋蹙我于死地”（《中日最近交涉平议》）：

“今日若以此许日本，将来他国提出同等之要求，何辞以拒。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夫此岂惟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

针对“鹰派”梁启超，日本报纸攻击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回敬说：

“若谓吾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 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一爱国者，循问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 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

针对多少有着私恩的日本，梁启超尚且能够不留情面，对于毫无个人恩怨纠葛的欧战，梁启超更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精打细算了。

一战爆发当年（1914）的冬天，梁启超写成了《欧洲战役史论》这本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著，随即又在《大中华》杂志上连续发表长文《欧战蠡测》。

在《欧洲战役史论》序言中，梁启超说:“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藉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自序），“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良机会也。”（第二自序）

在新近发现、即将（2013年6月）在京公开拍卖的《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上，梁启超的封面题词，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

“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见图）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二。赠书这天“乙卯三月初二日”，即1915年4月15日，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此时，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鹰派”情怀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