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役史论》甫一出版，即洛阳纸贵。商务印书馆在其营销文案中说：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价值，举国所共知，论史之文尤其特长。前此如《意大利建国三杰》等篇，读者殆无不神飞肉跃。今兹战役，因果纠纷、形势诡异，非先生妙笔，孰能传之。本馆当战事初起，即请先生编纂此书，幸承许可，而先生极郑重其事，搜集材料、结构章法、几经斟酌致避嚣郊外，竭全力以成之。

“本馆敢信，无论何人一读此书必不能释卷，非终篇断不肯修，盖先生之文体，本有一种魔力，此篇又其精心结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人极深也。人生今日，适遇地球上有此空前之热闹戏剧，苟不留心观听自问亦觉辜负。然非先知脚本大意，则亦何能领略真味，苟无先生此书，则吾辈真如聋、如聩耳，且先生费数月之力熔铸数十种参考书，以成斯篇。吾辈但费数点钟一读，则事势了如指掌，天下便宜之事何以过此。况先生之文虽极雄奇，又极通俗，凡商界及小学生可解。

“本馆为灌输国民常识起见，谨普劝全国人各手一编，诸君读后，方信本馆之言非诞也。”

“灌输国民常识”，树立“国民自觉心”，确是梁启超研究欧战的目的，他在随后发表的《欧战蠡测》一文中说:“吾侪对于此次欧战之研究，一方面可以得最脓醒之兴味，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

读史的意义，就是以古鉴今，梁启超在《欧洲大战史论》导言中说：

“闻诸智者见事于未形，未形云者，非无形也。月晕而知风，础润而知雨。风雨之未至，而其形则既具矣。特为他种现象所彰，隐伏焉而未予人以共见。……史家之实，不徒在叙述事实之真相而已，其重要者则在深察事实联络之关系，推究其因果之起卒，以资今鉴而垂来训，兹编是作。”

战争是良机

“鹰派”梁启超，对所谓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信心。

在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他就指出，各国“汲汲于内联而外略，以务自广其土宇”，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乃是所谓“军容平和时代，日本所谓武装的和平，非有大兵力，不足以自固其圉”。这种靠武力均势维持的“和平”，十分脆弱。

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40余年和平，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障，又是争乱之因缘，“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这种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进化法则之下，优胜劣汰。

梁启超认为，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今兹之役，宁非予我千载一时之机会，吾将以宣告中立故，将举凡各交战国之租借地，悉令解除武装，交我暂为管理以待战后之谈判；吾将乘彼商业消歇之时，大奖厉吾工商业，不必改正税率以行保护，而自莫与吾竞。”

他说：“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若不此之务，而惟自亡是求，亦已焉哉。”

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梁启超分析说，第一种亡国论，“谓欧战发生，借款无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他认为这是“最无价值”的说法：“号称曰国，而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爆发，中国借款之路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自立之道，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