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亡国论，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问题，在于国内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土耳其政府“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于彼，且其诸种者亦不能相互同化，是以势不得不裂为数国而亡随之也”。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种亡国论，是“所谓欧洲列强之外，尚有人焉眈眈于我卧榻之旁，畴昔以均势之故，有所惮而莫敢发，今乘列强力不能及远之际，岂复肯坐失此机，则中国之势，真如累卵矣。”这说的就是日本的威胁。梁启超承认，这也正是他“日日忧之”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国：“国际公法虽曰不足恃，但无论何国，终不能毫无口实而兴兵以灭人国，彼虽日夜处心积虑以谋此，然必有机可乘然后能得志。”这种机会，一是中国主权者与它定盟约，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其手，然后其会取之，二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军队纷纷割据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日本乘机而勘定中国。但是，欧战期间的中国不会给日本此两种可乘之机，将来若有这种机会，则不是日本亡我，而是我国自亡。

梁启超总结说：

“吾欲登昆仑山绝顶大声疾呼，以告吾国民与曰，‘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致使我于亡，今日之中国诚无日不在可亡之境，然苟吾不自亡，决无人能亡我，而存亡之数，可谓与欧战决无关系。’”

在梁启超看来，虽然并不赞成德国俾斯麦“战争为万善之根原”之说，但也认为：“事势既迫于无可逃避之时，则以战争为一种清洁治疗之医术，良不敢绝对的认为罪恶……每经一次绝大战役之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送一九一四年》）

对于欧战各国当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梁启超在《欧战蠡测》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认为参战国国民之所以能够“视战争为义务”，“其一由国家组织日就完善，内部偏受压抑之人渐少，国中不平之气渐消，故能抟控其民为一体，有事斯得其用；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日亲厚，人民共知国家为己身托命，无国则无所怙恃，故一遇国难，则如手足之捍头目；其三由教育日普及，多数国民，皆明于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断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

梁启超因此感慨：“吾国民睹此，其可以鉴。若在上者怙势以藉践吾民，致吾民不复知有国家之乐，一旦有事，何以相使?而或者乘国家多难，率野心以煽乱，以为人驱除，吾益不知其时何肺肠也。”

在梁启超看来，民生就是战斗力，要抵御外侮，必先改良内政，“我国今日最患苦者，乃区区政治问题耳。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中国与土耳其之异》）

对德断交

尽管梁启超等人大声疾呼，但党争、权争之下，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良机，除了中立之外，毫无作为、也难有作为。

1916 年，法国公使康悌（M.A.R. Conty）受命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从中国引进劳工，填补因战争造成的劳工缺口。中国最后同意向法国输出华工。

这一年，因应着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国内部一地鸡毛。而最大的事件，就是袁世凯称帝，“鹰派”梁启超再露锋芒，支持其学生蔡锷起兵护法，南北分裂。6月份，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则继续当总理。在内部纷争中，欧战之事，自然无人关切。直到1917年。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海面战略。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