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一文中披露，2月3日，他在天津得知美德绝交，立即致函段祺瑞，“劝其研究预备”，同时，又托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面谒段祺瑞转告。2月7日晚，中央派人赴津，询问梁启超对此事的意见。梁启超当即写成一封长信，陈述意见。信尚未发出，又接到北京电话，敦促其入京面商。8日晚上，梁启超进京。此时，中央已经开过六次国务会议及总统府联席会议，对德国提出抗议的大旨已定，梁启超自然表示赞成政府的决定，提出:一是既向德国提出抗议，便应有与德国绝交、宣战的决心，“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无宁勿抗议也”；;二是在对德国提出抗议之前，应与协约国及各省督军、省长和国会先行接洽。

在接受《申报》采访时，他说自己“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年谱》），催促黎元洪。在各方努力下，一向不和的黎元洪和段祺瑞，这次比较快地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在2月9日下午6点向德国提出抗议。梁启超说：“此次外交，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后，余为取激进主义之一人。”

2月17日，情况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不过，这次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悲剧——法国邮轮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船上有1000名中国劳工，其中543人丧生。

这件事激化了正在酝酿的对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国在拉拢中国对德绝交，另一方面德国潜艇战又造成了华工的重大伤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应顺应世界潮流，赶紧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为此，他遭到了以原国民党参议员为主的舆论攻击，其“鹰派”言论被多方挑剔和指责。

尽管压力巨大,梁启超仍然在三月初两度致函段祺瑞，提醒他“(与德)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分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为防德人“铤而走险”，“宜即日将德、奥商船扑获”。信中，甚至细致地提出了如何对美国措辞，绝交与宣战分两步走，又如何对日本措辞等等细枝末节的建议。在第二封信中，他又针对即将召开的国会，建议段祺瑞“宜要求开两院联合会一次报告，盖既可省捷，且参议院反对派颇占多数，单开会不如联合之较有把握也。”（《梁启超年谱长编》）

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政府终于顶着重重阻力，分别在3月10、11日获得了众、参两院的通过。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国绝交。

鹰隼试翼

绝交之后，梁启超则致力于推动对德宣战。他公开发表《外交方针质言》等文章，认为对德宣战，并不仅仅为了所谓公法、人道等“普通义”，更是为了“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空头的道义出发，这是梁启超这位“鹰派”公知区别于他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梁启超所谓的“自处之途”，“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侧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他提出“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中国在清前期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非受缠扰受压迫至无可奈何，决不肯与人开襟抱以相交际”，以致“不能齿列于世界国际团体中……成为一种惰力性，吾侪则确认此种惰力性为绝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苟长此因袭不变，则国家非终归淘汰焉而不止也。”在他看来，参战也是一种改革开放。

他并不赞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认为弱国正因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机会，提高国际地位：“（中国问题）必为战后世界问题之焦点，则我国能否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于我国关系甚大。诚然，我列席焉，所保全者能几，诚未敢知，然而若不获列席，则多数国家为处分者，而我为被处分者，其时四顾无援，噬脐何及?”(《外交方针质言》)

针对有人主张对德国外交只能到绝交为止，万不能再言宣战，梁启超认为：“苟无宣战之觉悟，则自始宜勿抗议;既为严重之抗议，则结果必趋宿于宣战……抗议发出之一刹那顷，即为与德国恩断义绝之时”。如果既开罪于德国，而又不肯宣战，“复自外于美，自外于协约国，八面不见好，将来平和列席不可得，有敌无友，坐待处分，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外交方针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