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中国不能只有宣战之名，要想实现预先的目的，必须对战争要有所贡献，因为只有“尽一份义务，方可取一份权利”，“在战场上与吾友邦结一共同利害，为将来增进国家地位，作一层牢固之保障”；中国军队派出后，“托外国人重加训练，使之目睹他人整齐严肃之军纪，高尚纯洁之军志，复杂巧妙军术，经一番观感之后，将来凯旋而归，必可为我军界开一新局面，而国家实利赖之。”（《对德宣战回顾谈》

对于种种攻击，一向笔锋犀利的梁启超，并未给予还击，而是呼吁大家不可将外交大事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他说:“凡稍有爱国心之血性男子，终当勿以内治与外交混为一谈，勿假对外问题为政争之武器。鄙人对于此次外交政策，固为极端赞成之一人。窃观各立宪国之惯习，凡反对党之对于政府一切匡救督责、掊击之法，虽无施不可，若乃以不慊于现政府之故，而对于其所执对外方针劫持之使不能贯彻，是则非与政府作对，实与国家作对耳。何也？国际团体上所认之人格，乃国家也，非执政之个人也。使国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对于他国而堕其威信，此无异自剥夺其国家之人格，非仇视国家者，何忍出此？一部分之政客，如明乎此义，则酿成内乱之忧，其亦知免矣。”（《外交方针质言》）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向有博学、犀利之名的“鹰派”梁启超及掌握各种资源的段祺瑞政府，面对种种舆论攻击并不还口，而那些学识有限、语言霸道、甚至满口痞子腔的人，倒是猛烈攻击，甚至喊打喊杀。

倒是陈独秀在《对德外交》一文中，很是为梁启超说了几句公道话：

“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陈独秀文章选编》）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对党争干扰外交予以痛斥：

“新兴国家，党争自所不免。然党争逾轨，实为进步之障碍。倘有对外战争，各党贤者，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当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达较远大之目的。南北军人亦将以患难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响于国家安危，岂不甚巨。”

党争再度迟误了外交，并且造成了内乱。

梁启超、段祺瑞推动参战，遭到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原国民党势力也大力反对。参战案在国会受阻，总理段祺瑞急于求成，走了一步臭棋：居然在5月份导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事件，找了一帮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围国会，试图逼迫议员，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导致国会反弹，要求改组内阁。

段祺瑞只好去职，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瘫痪，这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各地军阀立即表态，8省督军随即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张勋出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趁乱拥戴溥仪复辟清室。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赶走溥仪、张勋，重新组阁，冯国璋则代理总统。

经此折腾，拖至8月14日，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对德奥作战: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系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历史证明，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这是自同光中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再度露出中兴之相。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也为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

吊诡的是，积极推动参战的“鹰派”梁启超，此时又成了“掠功”的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中，嘲讽说：

“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着《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

在李大钊看来，一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即协约国）的胜利”，而“是Bo1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尽管在此前一年，他也为对德而欢呼，认为“实为我国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也”（《我国外交之曙光》，《李大钊文集》）。

“鹰派”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也不想纠缠于那种主义胜利的意气，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临行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宴请梁启超，梁启超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种解释。”说了这句，就不肯往下谈了。梁启超就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以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欧游心影录》）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

【编辑：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