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原
我有时爱看点音乐方面的书，听点交响乐，似乎觉得音乐在传递人的情感与思想比美术更纯粹、更直接。有些美术方面的问题借用音乐的角度去理解好像更容易明白。
18世纪德国清唱剧大师亨德尔曾说：“假如我的音乐只能使人愉快，那我很遗憾，我的目的是使人们高尚起来。”可见在音乐中，也是把作品的思想内涵放在第一位的。约翰•施特劳斯虽然也是大家，他的圆舞曲华丽甜美，受众广泛。然而音乐史上的评价认为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因而他的作品缺乏深刻的内涵。而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则颇具深度和精神高度，其意义还在于真切地表达了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心声！
作为视觉艺术的美术，强调形式美是重要的。但抱着唯美主义的态度创作难免“悦目”而不“动心”。艺术的内容往往会被忽视其作用，而艺术内容实际是创作的精神标竿。我曾说：“作为现代的艺术家，关注现实生活，关注当下生活，并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扩大作品题材、内容及表现层面很重要。我企求从长期局限于｀山水＇、｀人物＇、｀花鸟＇的传统分科的界定中走出来，开辟新的空间。”作为水墨画家来说，这是一道难题，也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是，人各有志，有些事就有人去做。
莫扎特如果想讨好宫庭贵族的喜欢，不去选择一个自由音乐家的艰辛道路，他就不会身边放着未写完的《安魂曲》而凄凉地死去，也不会成为音乐史上的莫扎特。舒伯特在世时，一派是宣扬尽情享乐，引诱人们沉浮于轻浮的艺术，另一派则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艺术家，他们追求伟大的，思想性强的艺术。而舒伯特却是后一派的中心人物，这便确立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社会意义。
艺术创作只有在现实情景中“有感而发”、“非吐不快”时才会给作品注入生机，打上时代烙印。面对当下水墨界以千年不变的题材、内容不断重复，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反思吗？
题材、内容的更变必然伴随着图式、语言的更变。新甁装老酒，徒有其表；新酒用老甁，表里不一。形式的创造需要“胆”，内容的拓展需要“识”。特别是水墨画，在图式语言上的创新更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面目一变，别人都不认识了，那你就孤身一人吧。不过，你能耐得住寂寞，坚持下去，只要作品真正好，总有一天会被人认识的。梵高不是吗？
任何力度大的艺术创新都带有一定的“颠覆性”。柴可夫斯基将他 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献给他的老师，著名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时，却得到“一无是处，无可救药”的指责。可是这首独创性的钢琴协奏曲还是大获成功，后来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演奏了这乐曲，以改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对艺术创新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过程的。在《二十世纪音乐概论》（彼得•斯•汉森著）中写道：“听过《佩列阿斯和梅丽桑德》、《苍白的月色》和《春之祭》首次演出的大多数人，曾经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音乐在感受、理解和寓意等方面遭受着一场狂暴的冲击，音乐历史的连续统一看来好像被破坏了，过去所有的美被放肆的、变幻莫测的丑恶代替了。……现在，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已经过去，我们听音乐的耳朵已经不同了。原来看似杂乱无章的不和谐音调，今天我们听来已不感到吃惊，过去曾经是骇人听闻的一些手法，现在在教材中已经加以分析和系统化了，而且，现在我们认识到历史的连续统一并未受到破坏。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各自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获得了发展。他们的音乐，如同贝多芬一样，都是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所形成的结果。”这就是艺术的延伸。昨天倍受争议与攻击的创新，在今天已成为“传统”，并作为经典编进了艺术教科书；而今日的创新又将会成为明天的“传统”。其实，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艺术的演变史，它靠有独创精神、有胆识、有影响力和卓有贡献的艺术家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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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