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
记者：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大型平行展，您作为总策展人策划的《中国独立艺术展：未曾呈现的声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独立艺术展这个话题？面对今天的文化情景有什么具体的针对性吗？
王林：我们先谈一谈“未曾呈现的声音”，这个题目跟你的话题相关。中国当代艺术是在全球化语境里发生的文化现象，也同时发生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境遇中，其国际交流非常重要。如果回顾一下既往国际交流的状况，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他者化选择，西方博物馆策展人或批评家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来选择艺术家参加展览，这对中国当代艺术当然有一定推动作用，但这种他者化的选择显得比较零散，也比较片面。另外就是90年代后期到现在，海外资本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学术界、批评界和文化界的认知中就那么几个人、几件作品，几个符号，这只要翻翻西方出版的当代艺术书刊即可感受到。这并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状况。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强烈的变动、变化和变革的时期，艺术面貌是复杂而又丰富的。所以，如何把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状况呈现出来，进入国际交流，这是中国策展人和批评家的责任。这种呈现应该从他者化、市场化及官方化的呈现转变为自主性、学术性和个体性的呈现，才对艺术创作和艺术历史具有更大意义。“未曾呈现的声音”指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所呈现出来的复杂而丰富的真实面貌。其独立的学术性判断，指的则是自身文化和中国批评所具有的思维智慧性、艺术独特性和现实针对性，这些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和悠久文化历史。
记者：从全球化语境来说，后现代的美学逻辑不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建构性，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将其总结为“奇异性”；从内部环境来说，我们没有信仰，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大滑坡，理性启蒙也远远没有完成，在这样的内外语境中，我们谈独立艺术，有什么依据和根基？或者谈独立艺术的可能性、空间在哪里？
王林：现在中国的确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交织的社会，前现代就是启蒙问题，现代是以个体自由为前提建立的社会形态，即个性与和形式问题，这些都没有解决。而后现代文化问题又同时出现在中国，这的确是我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使我们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从环境到生态、从社会到精神、从现实到历史，可以说中国是一个世界问题的富集区。当代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问题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艺术家恰恰表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创作活力。这是我们谈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契机。
这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就是你所问到的“独立”依据，有两个方面使我们有理由来谈论。一个理由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不光是历史文化，也是历史延伸到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下文化，我们在面对世界问题和社会事件的时候，是以中国人这种文化身份在面对，也就是说你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促使你面对问题时，在艺术中做出反应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另一个理由是，当代社会应该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尽管中国尚未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但是在艺术创作中，当代艺术家始终在精神意识上、在精神感受上走在社会的前沿，也应该走在社会的前沿。当代艺术创造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性，也是我们提出独立性的重要理由。没有独立性何谈个体性，反之亦然。我要做的工作无非就是在重要的国际平台上，把艺术家个体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呈现给世界，呈现给生活在其他文化现实中的人们，使之成为真实的国际交流资讯。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独立性是不是只能说这是艺术家的个体姿态、个人选择，还不具备普世性的条件？
王林：任何时候谈论艺术，作为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都不可能要求整个艺术界或所有艺术家都按一个方向前进。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不能被统一、被统率。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改变时期，集体主义文化正在向尊重个体价值的文化形态发生改变，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艺术自有它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呈现出历史变化本身的意义。
记者：就我的观察而言，号称独立，对权力采取对抗姿态的艺术家不在少数，但是打蛇能打到七寸上，好像并不多，因为独立不仅仅要表达一种态度，更重要的是需要卓越的心智、头脑、思想和洞察力，还要有转化这种思想的才情和能力。
王林：首先要指出一点，我所说的个体性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性。在谈个体性的时候，要把它和文化的独特性联系起来。文化不是个人的，个体性不光是社会组建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但它并不等于纯粹的个人。任何个体都是文化中的个体、社会中的个体、历史中的个体，艺术通过个体创作去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作品。对于意义的判断，不同策展人、批评家可以从不同思路出发。我所做的事情只是从我的批评思路和策展思路出发来选择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尽可能地呈现复杂而丰富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我认为有创作水准、有卓越成果，这只是我的判断，必须也应该接受同行的评价与批评。
记者：在艺术市场上海外资本开始撤出、泡沫开始冷却的时候，您认为在独立艺术的发展道路上会面临着什么新的阻力？
王林：资本可以成为推动艺术的力量，但运用资本有善恶区别。有唯利是图者，有义利兼顾者，有恶的资本，也有善的资本。像国外的基金会、慈善机构，就是善的资本。前一段时间那种过度的、非规则的、唯利是图的市场操作对中国当代艺术弊大于利。冷却冷却对艺术有好处，让我们不至于完全被资本、市场牵着鼻子走，让学术的、历史的、有道德的批评活动还有生存的机会和条件。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我做这个展览的基本出发点——让学术处于自主状态。我所说的自主，包括策展的自主性、批评的自主性。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国际交流，官方现在也不得不重视这种交流。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新阶段，我们应该推动真正的、真实的、自主的也就是双向的国际交流，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真正融入到国际交流中去。独特的创造才有值得交流的价值，交流的过程才能推动独特的创造。我想这就是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的“奇异性”罢。
记者：现在官方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当代艺术，有人认为这是在资本市场之后，当代艺术要面对的下一个挑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林：我的看法很明确，艺术文化应该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当代艺术应该成为中国民间公民社会生活、生存的组成部分。政府、官方应该支持民间艺术、文化的发育、 成长，所以我觉得政府必须负有支持的责任。在中国，政府对文化艺术干预太多，当代艺术必须也只能在自由环境中生长。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和自由度，让艺术家有了进行个体创作的可能性。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应该给当代艺术以充分的自由。自由是争取来的，当代艺术不管是策展人、批评家还是艺术家，都不能靠明君贤臣，自由不是别人的恩赐，“被自由”是虚假的，欺骗性的，所以当代艺术仍然负有争取自由的使命。
记者：官方的支持、介入会成为艺术争取自由的障碍吗？
王林：这是一个双向性问题，官方意识形态在和当代艺术文化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社会朝着更民主、更自由、更支持民间公民社会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大趋势，这种进步是有意义的。但另一个方面，当代艺术之于民间，应该是自发性、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应该去争取这样的空间，推动中国社会体制朝着更开放、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推动中国人的精神朝着更自由、更自主、更独立的方向发展。这将有助于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中国社会的良性建构将是对世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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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