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记：“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在元朝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官员位居第一，是读书人追求的理想，而“知识分子”位居第九，社会地位低下，俗称“臭老九”。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列为改造的对象，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更“臭”了。由于历史的影响，当代美术界的“官本位”思想同样严重，常常是：各类书画评审委员中美术“官员”占了一大半，艺术研讨会主席台上美术“官员”唱主角，大小画展的开幕剪彩少不了美术“官员”的烘托，各大媒体专访少不了美术“官员”的添彩，办报刊杂志同样少不了美术“官员”的庇护，无论是否有瓜葛，他们的名字总被闪亮地挂在顾问名单上……画家做“官”后，亮相的机会多了，出国的机会多了，成功的机会多了，各种荣誉多了，各种头衔多了，身价直线上涨。
在“官员画家”中，确实有一些十分杰出的画家，但也有不少画家既没有专注于专业的探究，也没有担当起作为“官员”应有的社会责任，而是设法以权力和地位去包装作为画家的个人形象，实现“著名画家”或“绘画大师”的梦想。一些画家年轻时思想单纯、思维敏锐，有理想、有抱负，一身傲骨、满腔激情，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功成名就以后，价值观却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对地位和权力产生一定的认同感，甚至开始羡慕“官员画家”的荣耀，或凭借出众的才华，或依靠各种努力最终如愿以偿，荣升为“官员画家”，从此平步青云。当然，有“得”必有失。画家当“官”后，虽然地位和权力蒸蒸日上，占尽了各种学术先机，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美术作品，亲身体悟其中的艺术内涵，可以全方位地掌握国内外美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可以与国内外高端学术机构和优秀艺术家频繁地进行对话与交流，了解当代艺术观念的流变等等，但是，那颗飞扬的心往往无法沉静下来，以致学术水平反倒急转而下。“官员画家”的兴趣点和规划重心从学术提升转向了职务升迁，整天忙于出席会议，忙于飞来飞去，少有时间和精力放在专业探索上。绘画创作总是匆匆起笔、草草收场，不求内在的艺术涵养，但求外在的画面效果，尽管内心空乏，却总能够有法子“光彩”依旧；阅读美术理论则走马观花，或初略其大概，或停留于新颖的名词和概念，尽管是一知半解，却往往能够给人学识渊博、观念新潮的“权威”印象。权力的投资远远大于学术的投资，而学术的探究则远远少于权力的谋求。“官员画家”开始习惯于高高在上的权威发布，习惯于台下顺耳的呼应。大作一出来就被奉为经典名作，大嘴一张就被当作经典话语。响亮的赞扬声和恭维声掩盖了窃窃的批评声，前呼后拥的风光与得意替代了孤独探求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于是，年轻时所具有的探索勇气渐渐萎缩，创作激情渐渐退去，艺术才情渐渐丧失，艺术探索的步伐开始落后于普通画家，审美眼光下滑，以致面对那些深层的、内在的、厚重的、真诚的绘画作品常常难以理解，却特别容易接受那些直白的、表面的、单薄的、外表“抢眼”的、乃至浮躁的、投机的作品，且倍感亲切。
事实上，在许多地方，不少虔诚而勤奋的画家专业水平早已远远高于某些以权威姿态出场的“官员画家”，出现了一种学术水平的倒挂现象。这些优秀画家面对下察“民情”、指引“路线”的“官员画家”，在谦卑和恭敬的行为背后，却暗藏着一种无奈和尴尬，或许只有自我边缘化，方可保持个性的独立。
“官员画家”本不是官，最多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优秀画家，再多一份美术管理的服务工作。“官员画家”如果真把自己当作“官”，而丧失了为“官”前那份画家的本性，那么可能既成不了一个好“官员”，又当不成一个好画家。反过来，如果能够放低姿态，多一点艺术性，少一点官腔，多一点不耻下问，少一点自以为是，多一点实干精神，少一点空谈口号，多一点服务姿态，少一点权威架势……那么“官员画家”既是好画家，又是好“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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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